史馆馆臣的史学思想研究论文《明史》之成，享有高誉，二十四史除前四史外，数《明史》“最为精善”［①１］。这是学术界历来所公认的。《明史》所以能成为官修正史中的佼佼者，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时日之长、政府之重视等是客观因素，但主要还是诸编修官认真负责、共同努力的结果。对于官修史书历来讥之甚多，刘知几在《史通》中揭发其有五大弊病，主要是人浮于事、敷衍塞责、不敢直书、义例不明、缺乏史料等等。梁启超则讥之为“大抵凑杂成篇，漫无别择，故所成之书，芜秽特甚”［②１］。然而，明史馆的史臣们却努力克服了官修史书的这些弊病，他们把修史视作一项庄严神圣的事业，分工协作，相互讨论，“晨入申出，甘心事业，参之群书，是非衷之公论，文章质之同馆诸贤”［③１］。仅是著成专文，发表自己对史书编修见解的，即有汤斌《明史凡例议》、《敬陈史法疏》、《本纪条例》，潘耒《修明史议》、《上某总裁书》，徐乾学《修史条议》，朱彝尊《史馆上总裁七书》，王鸿绪《史例议》，施闰章《修史议》，沈珩《修史议》等等，还有大量讨论《明史》编修的有关书信，至今保存在这些史臣们的文集中。系统阐发明史馆臣的史学见解，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评价《明史》，同时也可考见清初史学思想之变迁。一、“国不可以无史“，将史学视为“明著法戒，垂训方来”的经世之学《明史》的编修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顺治二年初开史馆到康熙四年重开史馆，因政局未定，两次开馆，收效甚微。第二阶段，自康熙十八年再开史局大规模组织班子修史，至六十一年基本完稿。第三阶段，自雍正元年续修至乾隆四年正式刊刻。在这长达九十余年的时期中，第二阶段的四十四年可谓是《明史》成书的最关键时期。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康熙十八年之开明史馆，这一着却有相当的成功。因为许多学者，对于故国文献，十分爱恋。他们别的事不肯和满洲人合作，这件事到底不是私众之力所能办到的，只得勉强将就了。”当时召试博学鸿儒，中试一等至二等的共５０人，分编修、检讨各官，直接进入史馆修史。主要有汤斌毛奇龄、朱彝尊、潘耒、尤侗、施闰章、汪婉、倪粲、方象瑛、姜宸英、严绳荪等。而万斯同、黄百家等则虽不入史馆受俸署衔，却以布衣参与其事。其监修和总裁相继有徐元文、叶方霭、张玉书、徐乾学、汤斌、陈廷敬、王鸿绪等。其实，这些史馆编修人员不只是怀着对故国文献的爱恋之情，还在于他们一向都重视史学，对史学的重要性有较深的认识。他们受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等的影响较多，对其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推崇备至，认为国家不可以没有史学，而史学乃经世之学。潘耒的思想最有代表性。他曾从顾炎武学，对其“明体适用”的经世思想赞不绝口。在为顾氏的《日知录》一书所作的序中，称赞他“留心当世之故”，对事关民生国命的“经世要务，必一一讲求，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因而誉之为“通儒之学”。他说：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若夫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ｊｉǎｏ＠①说而无当，浅深不同，同为俗学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实学，若郑渔仲、王伯厚、魏鹤山、马贵与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极古今，通达治体，曷尝有空疏无本之学哉？［①２］这里明确提出，学术研究只有明体适用，能匡时救世，才称得上“通儒之学”。如果斤斤于辞章，高谈不根，脱离现实，那只能是“空疏无本”的俗学而已。这个思想应该说是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合拍同步的，也是潘耒经世思想的集中体现。由此，潘耒提出了历史研究的目的和宗旨应该是“尺为史者，将以明著一代兴亡治乱之故，垂训方来。”［②２］认为“史家大端，在善善恶恶，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者，其权至重。”所以，“国不可以无史，史不可以难而弗为”。［③２］如今编修《明史》，就应该记载明代历史上那些足为后世取鉴的人物事迹。“旌往以劝来，举一以风百，其利甚博，其道甚光”［④１］。后人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