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北大老师们2015-07-1509:45:思想潮作者:杨文利世异时移，北大早已不复旧识的北大。我试图在回忆中拼接、复原“过去好时光”，因为我知道，失去了的一切，只属于那个激情年代，和当年那些怀有理想和热情的人们，而那个年代，已经永远成为过去，成为一个依稀的旧梦、一段遥不可及的回响。杨文利，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居北京。1十足开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在北京站停了下来。下了车，不晓得如何出的站，又像清楚、又像迷糊地上了一辆接新生的大巴。街上华灯初起，车子在浓稠的夜色中穿城而过。走着走着，房屋少起来，两排高大的白杨树突然映入眼帘。再走，街上差不多没有什么行人，净是婆娑的树影了。“北大到了!”不知是谁猛不丁地喊了一声。车子在离南门稍远处停住不动，大家都往下搬行李。我掐了一下自己，似乎还没有从梦里醒来。初进燕园的感觉是懵懂的。我深深吸一口气，觉得周遭的一切竟有几分迷离惝恍，仿佛也在做梦。路灯忽明忽暗地亮着，发出不真实的灰蒙蒙的光芒。一位八五级学兄在前面引路，我糊里胡涂地跟着。穿过几幢古旧的灰楼，一拐弯，便看见三十二楼。楼前有一块草地，疏疏落落种了几株柿子树。门洞里黑魆魆的，至于怎么上的四楼，和怎么进的宿舍，似乎一点也不记得。只记得放下行李的时候，一位同学用山东话问我，你睡俺的上铺，中不?我连忙用湖南话答道：好咧，好咧!其实，宿舍里一共六张床位，已只剩一张空床了。酣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去了三角地的“北新商店”。除了牙刷牙膏该买，还特意多买了一条毛巾，顺便在附近的裁缝铺缝了一个饭兜。我决定和那些高年级同学一样，无论是上课，自习，听讲座，甚至看电影，走到哪里都拎个饭兜，稀里哗啦叮叮当当，仿佛奏乐似的。四年的北大生活，就在这清脆的叮当声中开始了。2三十一楼前面那两排银杏树，冷不防换上了秋妆。结束一个月的军训，再回到北大来，风中已然有些深秋的寒意。走在阳光斑斓的林荫道上，踩着满地沙沙的黄叶去教室，有一点点新鲜，有一点点兴奋，有一点点期待。大学一年级的课程以公共必修课居多，除了公共英语外，尚有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军事理论等。英语老师何卫圆脸肥身，黑边圆框眼镜架在饱满的鼻梁上，衣履整洁，不苟言笑，俨然一位英伦绅士。教“中国通史”的岳庆平看上去瘦骨嶙嶙，有一张清癯的脸庞，高高的颧骨和深深下陷的眼窝，一介文弱书生模样。教“中国革命史”的陈坡总是精神亢奋，兴致高昂，浑身像装有弹簧，有使不完的能量，在课堂上永远语挟风雷慷慨陈辞永远口若悬河滔滔而下。教“马哲”的林娅五十多岁，又矮又胖又黑，脖子短而粗。“军事理论”老师由国防大学一位英俊的教官充任，上课时一身戎装，十分威武。在我的印象中，我们中文系有一大部分公共必修课都是与历史、考古及哲学系合上，在大阶梯教室上课。大课的好处在于：一方面方便逃课，另一方面则避免让老师感到尴尬。以我所知，公共必修课虽名曰“必修课”，却多数不被学生重视，逃课几乎是家常便饭。留在教室的同学，则必定利用这段时间做点什么，文学专业的学生埋头读小说，汉语专业的学生钻研索绪尔，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温习十三经注疏。当然，亦不乏趴在桌子上睡觉、为下一堂课养精蓄锐的。好在当时北大“自由宽松”的气氛犹浓，老师大都宅心仁厚，一向遵循“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的原则和精神，平日压根不点名，一般只在开始一两堂课时例行公事，为的是认识学生，考勤倒在其次了。北大学生逃课是有传统的。周作人当年北大开课，最后只剩三个学生。有一次这三个学生也逃课，周先生只好颓然而返。常听人说，逃课是另一种形式的选课。这诚然是不错的。但是，并不能藉此推断逃课是成为一个好学生的必要前提。据我所知，高年级同学很少有逃课记录，因为根据个人志趣选修课程，对所授课业有浓厚的兴趣，必引以为乐，岂有逃课之理。董桥先生说，人生一辈子有缘遇到两三位值得敬爱的老师，当也无憾了。何其荣幸，我在北大遇见了许多学识和人品都很好的老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如今二十多年已经过去，回想当年，有那么多我所仰慕的前辈学者为我们授课，确是福份。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