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兴盛与危机》和《开放中的变迁》的书评《兴盛与危机》和《开放中的变迁》是金观涛和刘青峰夫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利用整体演化论对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段大跨度的中国历史进行研究，提出“超稳定结构假说”的两本著作。他们所用的整体演化论方法论是他们在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金观涛、刘青峰夫妇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当文化大革命中的乌托邦幻灭，一系列被掩盖着的社会问题纷纷涌现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新中国统治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封建主义的某种传承。于是，在这种历史感的促使下，他们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而转向社会科学。他们将自然科学中的控制论和系统论引入历史研究，发现从秦汉到新中国的今天，中国社会深层组织方式一直没有变，这就是社会的整合建立在人们对统一意识形态的认同上。他们将他们的思考写成一份六七万字的提纲。70年代中期，他们在河南郑州大学任教期间，构思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系统”假说。改革开放后，思想文化氛围比较宽松。1980年，他们发表了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1981年，他们进一步将论文扩成专著——《兴盛与危机》，并于1984年在湖南出版。《兴盛与危机》引起社会广泛的讨论，其中包括一些非学术的政治性指责和国内外学者的学术性批评。1989年，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俩到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研究，四六事件后，不能返回国内，继续留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他们开始着手写《兴盛与危机》的续编，探索自1840年超稳定系统对外开放后的社会结构演变，并于1993年出版了《开放中的变迁》一书。在两书中，金观涛、刘青峰夫妇认为，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一直是一种具有极强稳定性的“超稳定结构”。在古代相对孤立的环境下，认同儒家意识形态的官僚机构、乡绅自治、宗法家族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从而实现了政治组织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的一体化，形成了“宗法一体化结构”。官僚机构组成了国家的上层组织，中层则以乡绅自治为主，下层则以宗法家族为基本组织。与“宗法一体化结构”相适应的是自耕农、地主保持适当比例的地主经济。于是，一体化结构与经济结构相耦合，形成了具有极强稳定性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规定了中国社会的宏观行为模式。在相对孤立的条件下，中国社会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内部，社会结构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可概括为两重调节机制。第一重调节机制是在王朝稳定时期，依靠宗法一体化机构所形成的国家官僚机器和宗法家庭制度对社会实行全面的调节和强控制，使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一—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意识形态结构相互适应，同时这种调节和强控制也抑制着可能引起结构变异的新因素萌芽的成长。但是，一体化结构的各种调节功能对自身的腐败和由调节制造出的社会弊端却无能为力。例如：官僚机构膨胀、吏治腐败、土地兼并等。作者将这种调节机制的异化称为“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各个王朝的中后期，大量无组织力量的积累和快速增长使一体化调节功能失灵，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的整合瓦解。这时，第二重调节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由于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引发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打击、扫荡着各种无组织力量，摧毁了旧王朝的国家组织。同时，整个社会发生剧烈震荡，那些尚未成熟的新因素也受到了杀伤，社会进步所必须的积累过程也中断了。在此基础上，宗法一体化结构所体现的同构效应和儒家国家学说又与儒生的组织作用相结合，实现了新王朝的重建。这两重调节机制交替发挥作用，使中国封建社会运行模式呈现出周期性王朝更替与儒家意识形态与政治一体化这种组织方式的长期延续。作者把这种用周期性动荡来清除一体化结构在调节中释放出来的无组织力量，以保持系统的组织方式长期稳定的构制称为“超稳定系统”。在古代，中国的宗法一体化结构曾受到过外来游牧民族和外来文化的冲击。由于一体化组织方式实现了一个超级农业社会之整合，所以这种组织方式可以应付来自其他农牧业社会的挑战。从秦汉到清朝，中国曾多次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冲击。当某个王朝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