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释画初探王振羽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过长时间与中国本土的道、儒文化相碰撞、融合，最终与儒道并立为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佛教是先受中国文化影响，然后再影响中国文化的。其中，作为中国文化组成部分的绘画艺术，就受佛教的影响非常大，根据佛教中国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先后出现道释画、僧家画和禅意画（本文只谈道释画）。道释画最初以印度传入的佛画为样本，后与中国绘画融合，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隋，至唐代达到鼎盛。道释画的形成与发展最早系统全面地讨论、整理、研究道释画的资料是北宋晚期的《宣和画谱》，作者将“道释门”列在卷首，详细记载了善于画道释的画家四十九人、道释画作品一千一百七十九件。在《道释叙论》中有“道释门因以三教附焉”云云（1），即，道释画附之三教而成，也就是说，《宣和画谱》的作者认为，儒、道、佛三家的圣像都应该属于道释画之列。我们知道，真正意义的儒释道三教的合流，是南禅宗出现以后的事，佛教在中国有两次与本土文化大的融合，第一次是在南朝与玄学的融合，第二次是在唐代与儒学的融合。第一次形成佛玄（释道安所提），第二次形成南禅宗（慧能所創）。这两次融合，都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是佛教文化适应中国文化，并逐步演变为中国文化的过程。佛教适应并演变为中国文化，随之而来的佛教绘画也必然要适合中国美学标准，并且也要形成中国样式的绘画，中国化以后的佛教绘画（佛像）就是道释画。史书所载，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永平译经，并藏于兰台石室。（2）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上层社会便视其几同于黄老之学，广大庶众更将其等同于当时流行的神仙方术，因此，从一开始，佛教与中国的道家思想便有了神秘的契合，后世的释、道合称，也就是自然之事了。然而表现在绘画上，二者合画一壁，而形成后世所统称的道释画，还是要经过长时间与中国文化各方面的融合。最早的佛画，完全照搬印度画法，汉明帝遣史“写浮屠遗范”，并“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在其后的很长时间里，佛画仍用印度画法。蜀僧仁显《广画新集》记载：“昔竺乾有康僧会者，初入吴，设像行道，时曹不兴见西国佛画，仪范写之，天下盛传曹矣”（3）。康僧会是一名印度僧人，三国吴赤乌十年到建业，孙权尝为其建造佛塔寺。又，《历代名画记》记载：“连五十尺绢画像，心敏手运，须臾立成，头面手足，胸臆肩背，亡遗法度，曹不兴能之”（4）。通过这些记载，我们不难看到，曹不兴绘画技巧非常高超，然其所画佛像为“西国佛画”。另外《历代名画记》中还记载荀勖、卫协、晋明帝等人都长于画佛像，并且他们所画佛像，和曹不兴一样，也是运用印度佛画方法。因此，东晋以前和东晋前期中国人画佛像，都完全没有按照中国人的审美习惯进行再创造，而一直沿袭从印度流传过来的方法。至于《宣和画谱》中：“卫协以画名于时，作道释人物，冠绝当代”（5）的记载似有不当处，按，卫协画学于曹不兴，曹全用西法。又，最早将佛像、佛画中国化的人是戴逵（后文有详细分析），逵之前无此记载，戴逵为东晋末人，而卫协大约活动于曹魏、西晋之交，当时佛画是不可能中国化的，所以就无从谈道释画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南北两方，有了不同方向的发展，同时就带来佛像和佛教绘画的不同发展。在北方，统治者大多为西北少数民族，其文化较之汉族有很大差距，因此，他们崇信佛教，并很快成为了他们的精神支柱。统治者大力的提倡与支持，他们为佛教设立太学，建立寺院，大量地翻译佛经，其中译经最著者是姚秦时期，龟兹僧人鸠摩罗什被请到长安翻译了《大乘佛经》等大批经文。基于北朝统治者对印度佛法的尊崇，我们不难想象，他们当时所顶礼膜拜佛像也肯定是印度的佛教塑像、画像无疑。现存的大量北魏、北齐时期的石窟雕像和壁画佛像能有力地证明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说，北朝诸代的佛教绘画与中国的释道画基本上没有太大关系，至少其对道释画的形成没有起到作用。还有一个问题要顺便提及，北魏时期，被视为禅宗初祖的菩提达摩也已经来华弘法，但是达摩禅与中国的南宗禅并没有太大的直接联系，因此就更不会影响中国后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