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取缔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实解放初取缔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实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不久，一些金融投机老手，在上海滩兴风作浪，掀起了一股金融投机的风浪，以致物价直线上涨。饱受“储备票”、“法币”、“金圆券”贬值之苦的上海人民，都在担心上海的物价，是否会再现昔日可怕的情景。面对这场新的斗争，在上海解放后的第15天——1949年6月10日，华东社会部副部长、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兼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李士英，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命令，率领260余名换上便衣的公安干部，配合华东财委金融处，对上海市证券交易所采取断然行动，一举查封了这个全市最大的投机活动中心；同时，在全市开展取缔金银投机活动，宣传和动员人民群众拒用银元。这一行动，获得了全市人民的热烈拥护，维护了人民币在市场流通中的权威，给予妄想与人民政府较量的投机奸商以第一次沉重打击。影响所及，不仅有力地遏止了金融投机者的猖獗气焰，而且显示了人民政府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祸害的巨大决心和气魄，在政治上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信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来历上海证券交易所设在汉口路422号，是一幢8层高的大楼，占地4亩余，建于1934年，当年号称是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1937年抗日战争前，该所登记的证券字号有192家，是金融、地产、纺织、百货、化工、文化等各实业界的一些“巨头”和官僚资本在沪操纵资金市场的一个重要基地。“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停业。1943年11月，汪伪政府命令复业，至1945年又因日本投降而关闭。翌年9月9日，经国民党政府批准复业，登记参加交易的证券字号达234家。它控制着全市的有价证券交易，并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操纵物价。它与全国乃至远东各大城市有紧密的联系，国民党政府一些要员或明或暗地充当着投机活动的幕后人或保护人，并凭借权势，鲸吞渔利。市民中也有些人，在物价飞涨、通货贬值的处境中，涉足证券交易所从事所谓“抢帽子”（即利用证券价格涨落的变化，迅速进行买进卖出获取差价）的投机活动。1949年5月5日，在人民解放军逼近上海的形势下，证券交易所自动停业。上海市解放后的第二天，一些证券字号又悄悄复业，打着经营证券的幌子，进行非法的金银、外币投机贩卖活动。由于证券大楼拥有几百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电话等通讯工具，并且每天有数千前来探听“行情”的“银牛”(又称“黄牛”，是上海人民对银元贩子的蔑称)出入其间传递信息，因而证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机商操纵金银外币的黑市价格，触角得以伸向全市各个角落，证券大楼再次成为全市金融投机罪恶活动的中心。解放初，一些不法投机商得以嚣张一时，一个重要条件是当时上海市民对汪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心理上有强烈的余悸，对金银有盲目的依赖感。特别是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而“金圆券”疯狂贬值，顷刻成为废纸，更促使广大依靠劳动收入的普通百姓不得不把收入迅速购买实物或银元、黄金，力求减少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解放前，上海有些商店已公开使用银元或美元标价，形成流通领域金银外币直接替代货币的畸型社会现象。以证券大楼为中心的一批投机冒险家，就是利用市民们对银元的盲目依赖心理，兴风作浪，哄抬比价，从中混水摸鱼，扰乱社会经济秩序。5月28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约为100∶1（即一百元人民币可换一枚银元），到6月8日非法市场上的比价已上涨到2000∶1。银元猛涨，刺激物价，大米、面粉、食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随之急剧上升2～3倍。全市街头巷尾，到处可见“银牛”叫卖活动，仅6月5日至8日三天内，“银牛”即由2万名增至4万名。不法分子的捣乱活动，严重威胁和阻碍了人民币占领市场，损害了人民币的权威。人民银行当天早上发出的人民币，到晚上几乎全部回到人民银行；已由军管会明令禁止在市场上流通的银元以及美元等外币，仍在暗中起着通货作用。制止投机活动的措施和决策1949年5月8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了《关于禁止银元活动办法》，指出：银元买卖和在市场的流通，是“造成物价波动，市场混乱，并破坏人民币信用与购买力，因而使人民蒙受损失，妨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