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族观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影响及现代启示我国很早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频繁接触,共同性因素逐渐增多,各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加强,建立了血肉相连、唇齿相依、水乳交融、不可分离的民族关系,共同构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这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分分合合,纷争不断,但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大趋势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主线。”那么传统民族观尤其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民族观的本质特征,并长期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所要借鉴的指导思想和处理民族关系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民族观,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和历史发展的“主线”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我们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有什么启示,都是值得思考和探究的问题。笔者尝试从儒家民族观入手,力求通过探寻儒家民族观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主流之间的内在联系,挖掘儒家民族观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以期为当今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借鉴的历史经验。一、儒家民族观的基本内涵先秦时期,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族情势,在中国早期夷夏观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夷夏问题的基本看法和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即一方面强调“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讲“尊王攘夷”;另一方面又主张“以夏变夷”,“礼”分华夷,向往“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局面。儒家民族观看似对立但实质统一,它既受中国早期夷夏观的影响,又与儒家政治观念和伦理思想分不开。在先秦文献中,诸如“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厌也”;“戎狄无亲而贪”、“戎,禽兽也”;“蛮夷猾夏,周祸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提法,无不流露出早期夷夏观表现出的强烈的“夷夏之辨”倾向。儒家同样强调“夷夏之辨”,如孔子极力主张“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便是明证,其中“严夷夏之防”的思想也明显流露;孔子作《春秋》,在处理夷夏关系上仍然秉持“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夷夏有别”的原则。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天下观念”和“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儒家对夷夏问题和夷夏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总的来看,儒家是在“天下”的范围内来认识“夷夏之辨”,是从“大一统”的角度来看待夷夏关系的。因此,儒家不仅强调“夷夏之辨”,更强调“用夏变夷”和“礼”分华夷。在儒家眼里,一个族类的行为是否合乎“礼”的规范,是区别夷夏的根本标准。在此标准下,四夷如果遵礼可视同华夏一样对待,华夏如果失礼则被视作“新夷狄也”。有了“礼”分华夷的标准,实际上也意味着夷夏之间有了互变的通道,这样,不仅“夷变夏”不可阻挡,而且“夏变夷”也不可避免。在“大一统”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儒家对于夷夏关系的发展趋势也有独到的见解:“夷夏有别”只是暂时的,随着民族交往程度加深、民族充分发展和不断融合,“夷夏有别”的状况最终会被“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局面所代替。先秦儒家确立了儒家民族观的基调,此后的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在先秦儒家民族观的基础之上,不断丰富和完善儒家民族观的内容。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儒家民族观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秦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所要借鉴的指导思想和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主流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二、儒家民族观对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影响从我国传统民族观的发展历程来看,儒家民族观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民族关系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笔者认为,中华各民族之所以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密切接触、互相吸收、互相依存,形成强大的内聚力,共同缔造、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儒家民族观的深刻影响密切相关,而这种影响又主要表现在民族关系的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上。1.儒家民族观对民族关系政治层面的影响。儒家极力宣扬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