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其它相关论文-近代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观察与命名摘要从近代普通民众和医生的视野，探究他们如何描述鼠类活动和患者症状，以及如何命名鼠疫的，对于鼠疫辨别是有帮助的。虽然民众和医生对鼠类活动和患者症状有相当的认识，但并没有将鼠疫和其它传染病区分；对于鼠疫的命名，和以往相比，依然复杂多样。关键词鼠类活动；症状；命名TheobservationandnamingtoplagueofpeopleandmedicalpractitionersinmodernChinaLIYushang,ResearchCenterforHistoricalGeography,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AbstractItishelpfultodifferentiateplaguefromotherinfectiousdiseasesfromthepointofviewofordinarypeopleandmedicalpractitioners,byobservingandstudyinghowtheyobservedtheactivitiesofrats,describedsymptomsofpatients,andnamedplague.Althoughtheyhadwellknownaboutsuchknowledge,theydidnotdistinguishthisdiseasefromothersandalsohadvariousnaming.KeywordsActivitiesofrats;Symptom;Naming一、问题的提出研究中国历史时期的鼠疫的学者碰到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断定史籍所载的某种疫病是鼠疫。医史学界公认中国最早的鼠疫专着《鼠疫治法》出版于1891年，不过，此书并未广泛传布。广东石城罗芝园据吴宣崇著作，并把王清任医治北京霍乱时的解毒活血汤变化加减而成治鼠疫主方，编为《鼠疫汇编》，在罗芝园本人、各地中医生和地方人士的帮助下，此书得以广泛传布，鼠疫及其治疗方法才广为民众和民间医生所知[1]。在治疗鼠疫专书出现之前，医者对此病茫然无知，如在云南，“受其害者百有余年，时医无从下手，一概指为天灾”[①]，广州的医生也“鲜知其病所由来，但名曰核症，而无从考其核之所由来”[2]。由于光绪十七年以前的民众和医生对此病认识不足，后世学者在利用历史文献来判定某种疫病是否是鼠疫时，就会产生分歧。范行准和曹树基都认为中国金元时期就有鼠疫流行[3]。曹树基的研究表明，明代后期在华北、江南和四川等地，又爆发了两次规模空前的鼠疫大流行[4]。这些研究主要是根据症状来判断鼠疫的。对于辨别原则，范行准认为：乾隆以前，人们并不知道鼠疫的真正病源，直到乾隆年间才知道与死鼠有关；表现在病名上，医家“多以片面的病状命名，故往往同一种病因所发病的部位不同，而有几种不同的病名”，因而鼠疫在历史上的名称十分复杂，诸如“时疫疙瘩”、“大头天行”、“阴毒”、“阳毒”、“虾蟆瘟”和“瓜瓤瘟”等都曾是各种类型鼠疫的俗名。以后，随着人们认识上的进步，这些病名渐成为历史名词。[5]从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认识程度出发，最大限度来辨别疫病的类型，这种研究方法是可取的。范行准认为乾隆以前的民众和医生并不能认识鼠疫。考明末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曾论及“疙瘩瘟”和“瓜瓢瘟”，至光绪年间，广州名医区德森在鼠疫流行面前，认为疙瘩瘟“即鼠核瘟也”，瓜瓢瘟“即标蛇症也”，标蛇症即为肺鼠疫，此症“与疙瘩瘟病相同，治亦相同”[6]。光绪年间的医生已经认识到“疙瘩瘟”和“瓜瓢瘟”只不过是人间鼠疫的两种常见形态罢了，这证明了范行准研究的正确性。乾隆以后，随着鼠疫的经常发生，民众对于此疫有了相当的认识，知道此病的发生与鼠有关，也创造出各种避疫的办法[7]，对于患者的症状也有了相当的认识，这也证实了范行准的研究。不过，直到最近，国外一些学者对这种辨别方法仍抱怀疑态度[8]。邓海伦（HelenDunstan）的观点在西方最具影响力，她认为辨别历史时期某种厉害的传染病是否鼠疫的标准，就是看这种疫病发生时是否伴随着死鼠现象[9]。据中国鼠疫专家的研究，在人间鼠疫发生之前或同时，一般都会伴有鼠间鼠疫的发生[②]，因而，历史时期发生人间鼠疫时，也必然会出现死鼠现象。虽然自毙鼠现象对于确定某种疫病是否是鼠疫是有帮助的，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并没有考虑民众和民间医生对鼠疫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没有考虑历史文献对疫情记载模糊不清的现实。如果仅仅相信有自毙鼠现象出现的疫情是鼠疫，我们就不能够“复原”中国历史时期的鼠疫。乾隆后期鼠疫在云南爆发，在此后的200多年里，一直流行不断。同治年间，雷州半岛也爆发鼠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