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徙戎论》为例试探魏晋夷夏观摘要：夷夏观是古代中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思路，其成为统治阶级的基本思想并融入治国理念和具体政策之中，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魏晋时期以江统等人的夷夏观为代表，带有一定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将以《徙戎论》的观点为代表，探讨夷夏观在魏晋时期的演变，徙戎观点出现的原因及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及历史评价。关键词：夷夏观;魏晋时期;《徙戎论》：K23文献标志码：A：1002-2589（2014）36-0100-02一、夷夏观的产生及魏晋时期的演变夏商周时代内外服制度的发展，让人们更加清晰地从地缘角度看清华夏族与周边民族的不同，从而使统治阶级能够潜移默化地向人们灌输“夷夏有别”的观念，达到维持国家一统的政治目的。实际上，所谓荒服的“化外之民”，多为华夏族迁入后为夷狄所同化而成，然而华夏与夷狄皆受制于自然环境，因此可以使用的生产资料不尽相同，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产生差异，在族群的心理认同上形成“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和“夷夏之防”的种族意识。春秋战国时期受诸侯争霸和诸子百家的影响，夷夏观最终确立。受孔子正名说的影响，《论语？八佾》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将夷狄与华夏隔绝开来，成为对立的两大族群。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体现了儒家“用夏变夷”的观点。从此，“夷夏之防”成为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观念，“夷夏观”也在某些朝代被发展为畸形的民族观，例如江统的《徙戎论》。西晋采取民族压迫政策，导致非汉族群的反抗进而引发暴动，针对民族矛盾尖锐的社会现实，江统在继承传统夷夏观的基础上“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以此将先秦思想观念固化为具体的政治军事行为――徙戎，来区别夷夏，维护汉族统治。二、《徙戎论》主要论点第一，《徙戎论》的中心论点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主张“华夷之辨”，认为“华夷异处，戎夏有别”，应遵先秦“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针对“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现状，提出夷夏两族不能杂居，否则就会产生民族矛盾，威胁封建王朝统治。所谓“四夷乱华，宜杜其萌。”第二，认为戎狄的兴起是戎狄剽悍本性和汉族族群衰落共同所致。“周室失统，诸侯专征，以大兼小，转相残灭，封疆不固，而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虽有御者之无方，将非其才，亦岂不以寇发心腹，害起肘腋。”这是对班固《汉书?匈奴列传》中夷狄“贪而好利，人面兽心”的深化。从已经内迁的戎狄来看，将其本性描述为“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不易被汉族同化，因此认为如果处置不当，便会造成“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的局面。第三，承认西晋实施民族压迫的事实，并认为是导致内乱的根源所在，就此提出“徙戎”之法，强化“夷夏之防”。“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建议将关中地区与汉人杂居的非汉族群逐出国境，回到祖居的地方生活，才能获得国家的长治久安，缓解民族矛盾。“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地”。非汉族群“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因此要“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故“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三、《徙戎论》提出原因第一，《徙戎论》是在晋惠帝元康九年氐族首领齐万年领导下的氐、羌少数民族反叛运动结束不久后提出的。“时关陇屡为氐羌所扰，孟观西讨，自擒氐帅齐万年。”比起郭钦等人的徙戎理论，江统的更为系统。他从人性上对匈奴、氐、羌等主要内迁的非汉族群进行剖析，“弱则畏服，强则侵叛”“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因此对目前“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的非汉族群，如果谋反，则“为祸滋蔓，暴害不测”，并提出警告，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