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前相对论传播及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一相对论中国传播的研究情况中国最早较为系统研究爱因斯坦及相对论在中国传播情况的是戴念祖。他在1979年完成的论文〈爱因斯坦在中国〉成为研究这个问题的基本文献，以后的研究大体以他所注意的方向发展，除了研究方法上稍有变化外，新材料的发现很少。胡大年近年专门研究此问题，在新材料的发现上也有贡献1。本文偏重于研究相对论在中国传播的方式、不同知识群体的接受背景及对中国知识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凡以往研究者注意到的材料和人物关系不再重复，只对新材料和新关系稍加说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对从1910年代后开始，归国自然科学留学生对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讲授和传播情况，因为材料所限，没有涉及，希望日后能再补充。据戴念祖的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最早介绍相对论的是许崇清，时在1917年，他在一篇文章的论述中提到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2。主要传播者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如文元模、周昌寿和郑贞文等。胡大年文章中提到的李芳柏也是留学日本。研究证明，中国最早介绍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是留日学生，具体说主要是当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的物理系学生。但在这些学生之外，到1922年间，当时还有一个曾留学日本的学生景梅九也注意到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景梅九（1882-1959年），字定成，山西运城人。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代元老，早年留学日本。是当时南北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人物，他在上海办《自由》、在北京办《国风日报》的副刊《学汇》和「学汇社」3。「学汇」是北京《国风日报》的副刊，1922年10月10日创刊。约一年以后停刊。景梅九主编《学汇》时，以「老梅」为笔名发表了几篇介绍相对论的译文4。在景梅九之前，周昌寿、文元模和郑贞文等留日学生已经介绍了相对论。这里要说明的是，早期中国关于相对论的介绍基本是在知识群体相互封闭的情况下，独立产生对某种理论的兴趣并加以介绍的。如果知识分子不处在某一个社团之中，或者说这些社团之间如果不建立联系，那么对于新知识的传播是有影响的。周昌寿、文元模和郑贞文都是早期中华学艺社的成员，这个社团是中国早期以科学和人文相融合为主要特点的知识团体，比它稍早建立的中国科学社与它的建立模式大体相同，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两个社团间的交流和联系很少。他们对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兴趣几乎同时产生，但彼此之间并没有建立起联系，而是以各自独立的条件介绍新知识，所以当时关于相对论的翻译和介绍性文章，有许多重复现象。中国早期介绍相对论的主要知识群体是：中华学艺社，留日学生为主体，以许崇清、周昌寿、文元模和郑贞文为代表。以「学艺」杂志为主要园地。少年中国学会，留法学生为主体，以王光祈、魏嗣銮和张申府为代表。以---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少年世界》为主要园地。中国科学社，以留美学生为主体，以任鸿隽、杨铨、徐志摩、张君劢、夏元瑮等为代表。以《改造》和《科学》为主要园地。另外还有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以及《东方杂志》，各类知识分子都在上面发表文章。虽然这个概括并不绝对准确，但相对论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大体是在这个知识群体范围内。从思想倾向上观察，这些知识群体之间的分歧非常明显（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但在追求科学这一点上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这可能与中国知识界普遍的唯科学主义倾向有关。如果以知识群体的留学背景为基本观察视角，可以发现，在中国早期传播相对论的知识群体中，留日学生的兴趣在于科学本身，而留学欧美的学生则在于哲学。早期介绍相对论的留日学生如周昌寿、文元模郑贞文等，最后都到商务印书馆参预理化教科书的编纂工作，成为理化方面的教育学家，而留学欧美的学生则比较重视政治、哲学和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多数卷入现实政治活动5。范岱年曾说6：中华学艺社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留学日本的，他们吸收的西方文化是经过日本学者筛选和解读的。在哲学方面，他们侧重于欧洲大陆的理性论、生机论或直觉主义，而不侧重英美的经验论、实在论和实用主义。在社会理论方面侧重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而不侧重于个人主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