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方略：来自金融危机的教训（一）2011-7-7直至2007年8月，货币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上的进展已经使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认定当前存在着一门明晰的“货币政策科学”。中央银行就货币政策方略的绝大部分要素达成了一致，同时货币政策被认为在OECD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功：后者不仅保持着低通胀，而且通胀波动率也很低。此外，这些国家的产出波动率也下降了，而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时期更被冠以“大缓和（CreatModeration）”的称号。货币经济学家和中央银行家都自我感觉相当良好。然而，从2007年8月开始，世界遭遇了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描述的“百年一遇的信用海啸”。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摧毁了实体经济活动，导致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世界性经济紧缩，也使中央银行家成功管理经济的信心一扫而空。在本文中，我们将检讨该从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吸取何种教训，以及该如何转换我们对货币政策方略的认识。首先，我们将讨论危机前货币政策科学的状况以及中央银行对于货币政策方略的观点。其次，我们将考察危机如何改变了宏观货币经济学家和中央银行家的思维。最后，我们将审视上述思维转变对货币政策科学与方略的影响。一、危机前的货币政策科学为了说明危机前货币政策分析的状况，在这里我将着重引用本人在危机前夜所写的一篇论文，它曾经于2007年9月在德意志联邦银行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宣读过（Mishkin，2009a）。在这篇论文里，我从几乎主导着所有中央银行思维的货币政策理论与经验证据中总结出了九项基本原理：（1）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2）价格稳定具有显著收益；（3）在失业与通胀之间不存在长期上的互替关系；（4）预期在通货膨胀决定和货币政策向宏观经济的传导过程中起关键作用；（5）通货膨胀率较高时应该提高实际利率，也即泰勒规则；（6）货币政策受制于时间不一致性（time-inconsistency）问题；（7）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效率；（8）获得良好货币政策效果的核心要素是承诺盯住一个较强的名义锚；以及（9）金融摩擦在经济周期中具有重要作用。上述原理的前八项属于所谓“新新古典综合（NewNeoclassicalSynthesis）”理论的内容（GoodfriendandKing，1997），而且已经被几乎所有的学者和中央银行家所认可。最后一项原理，即金融摩擦在经济周期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没有明确出现在中央银行的政策分析模型中，但是却被许多（虽然不是所有）中央银行家所理解。是否最近的事件已经颠覆了这些原理？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此，我们有必要花时间来逐一分析上述原理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一）九项基本原理1.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直至20世纪50-60年代，在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就宏观经济波动所达成共识中，货币因素的作用都被忽视了。上述共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大萧条的影响和凯恩斯的开创性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后者强调总需求不足是大萧条的原因以及财政因素可能在危机防范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反，弗里德曼和其他后来被称为“货币主义者”的学者（FriedmanandMeiselman，1963；FriedmanandSchwanz，1963a，b）把大萧条中大部分的经济症候归因于货币政策决策的失误，并且更为一般性地认为货币供给的增长是总体经济活动，尤其是通货膨胀的关键性决定因素。随着时间推移，该项研究和弗里德曼关于20世纪60年代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导致高通胀和高利率的观点（Friedman，1968）对经济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后，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赞同弗里德曼著名的格言，即“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Friedman，1963，p.17）”，只要通货膨胀指的是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Mishkin，2010a）。不过总体上赞同弗里德曼的格言并不意味着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货币增长是通货膨胀方面最具信息量的要素，相反，他们更认为通货膨胀的最终原因是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特别地，上述观点的—个重要产物是，中央银行家开始认为控制通货膨胀是他们的职责。2.价格稳定具有显著收益随着20世纪60-70年代通货膨胀的上升，经济学家，包括公众和政治家们开始关注通货膨胀的高成本（相关的综述可参见Fischer，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