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上计制度探究刘雅泽【摘要】上计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管理制度，对国家财政收支及官吏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秦汉时期的上计制度，沿袭战国时期的上计之制，并根据封建专制政体及封建经济发展的新情况而有所损益，完成了中国古代上计制度的早期创制，不仅对秦汉王朝的政治经济起到促进作用，而且为后世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建设提供了范例。【关键词】上计制度秦汉审计制度K235A【DOI】10.16619/jki.rmltxsqy.2020.20.014上计制度的源起中国早期的上计制度经历了非常艰难而又漫长的阶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关于上计制度萌芽的论述，《周礼》一书有许多审计性质方面的记载，孕育了朴素的上计思想。《周礼·天官冢宰·太宰》记载：“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政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周王将上计的周期设为“年”与“三年”，令地方官吏进行会计财务报告审核，前者称之为“岁计”，后者称为“大计”，二者共同构成了西周审计的基本模式。后人惊叹西周时期统治阶级政治手段的成熟，周王以官吏上报的财务报告作为考核官吏的重要指标，以评功过。虽然西周时期以血缘宗亲为基础的分封制下之各级大宗小宗并不会因为上报周王的财务报告影响其政治地位，但仍不能否定，西周时期的上计制度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中的创举作用，其制定的原则、制度、评定标准均成为春秋至秦汉时期上计制度发展的重要参考。而中国封建制度下的上计之制是伴随三家分晋、七雄争霸的政治格局剧变及封建经济的确立而确立的。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走向没落，各诸侯国对新征服地域不再进行贵族分封，取而代之的是选取才能之官进行任命，执掌一方政务。此举强化了对官吏问责之需求，故西周以来“岁计”与“大计”的上计模式成为各诸侯王纷纷效仿的对象，欲以此来实现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各诸侯王规范管理下级官吏的政治需求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的社会需要。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既是我国奴隶制度的衰亡时代，也拉开了中国封建制度建立发展的序幕，同时也是我国封建性质的上计制度发展的重要起点。《左传》记载，襄公十九年，“诸侯言时计功”，已具有根据报告考核功过之义。《商君书·禁使篇》记载了每年十二月，地方官吏要将财务报告整理成簿，上报秦王，可知至少在秦孝公时期，秦国已经形成了关于上计的具体规定。齐国田婴向齐王报告所辖地区的财务情况，令财务官向齐王出示上计簿、会计籍书，齐王亲自听计，可知对上计之重视;魏国解扁治理东封之地，年终上计，该地区的收入比往年多三倍，得到魏文侯称赞。从齐、魏两国的上计状况来看，这一时期的上计形式已不再局限于王国中央，已经出现按照行政区划逐级上报的上计模式。上计之制的积极推行大大提高了各诸侯国的财政税收，诸侯王直接掌管从地方各级到中央的财政大权，人事任免权也逐渐被各诸侯王掌控，权力集中于中央，专制主义封建王权初现。荀子在《荀子·王霸》篇中从个人私欲的角度强调审查监督对防止官员腐败、为国家选任贤才的重要性，以此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管子·幼官》指出：“计凡付终，务本饬末，则富。明法审数，立常备能，则治。”管仲强调要注重筹算，将国家筹算上升至关系国家大治的重要层面，而国家筹算集中于农业并兼顾末业，可实现国家富强，成就盛世之治。秦朝时期上计制度的创设与发展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合诸侯、统六国、定中原，中国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上计之制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秦朝官吏的上计活动仍附属于行政职权，并未成为一门独立的政治制度体系。官吏往往由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兼任，同时，为保证上计制度的稳定实施，秦朝中央政府以法律形式对秦的上计之制加以确认，这在出土的睡虎地云梦竹简中得到证实。如《仓律》记载负责此事务的地方官吏，在每年年终应将所治理地区的粮食收支状况及会计资料汇编上报，以接受上级官府的审核与监督，且成定制。在中央政府，秦设有专门的财会审核人员。“御史大夫”作为三公之一，行使监察职权，审计监督也在其职责之列，审阅中央上计报告，审查出纳账簿，纠察不法。秦以十月为岁首，每年岁末年初，地方官员将该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