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辙晚年诗朱刚内容提要苏辙晚年闲居颍昌府十二载，其间作诗三百七十余首，是北宋末期（即徽宗朝）诗歌史上的最重要内容，也为“主理”的宋诗开辟了一种别具深意的境界。其特点是：题材上进一步日常生活化，而诗人的自我形象则比拟于箪食瓢饮的颜子；表现方式上以详记年月日期和天象变化来追摹《春秋》，并以天象、物象构成对政治的隐喻，当然也有直接的政治批判之作。就其艺术渊源来说，除了前人指出的“效白公体”外，还有陶渊明、刘禹锡等的影响，而归根结底则出于《春秋》和《离骚》。关键词苏辙晚年诗《春秋》颜子政治隐喻《离骚》苏辙的《栾城集》、《后集》和《三集》是他亲手编定的，其诗歌的部分除四言、六言另归一类外，通常的五、七言诗都依年编排，容易确定写作的岁月。今以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归起为苏辙的晚年，从《后集》卷二作于北归途中的《赋丰城剑》1算起，至《三集》卷四之末，共有五、七言诗368首，加上《三集》卷五的四、六言诗6首，不计集外的逸诗，已可得苏辙晚年诗374首。在此374首中，自宋徽宗登基，旧党纷纷北归的元符三年，历新旧党争相持不下的靖中建国元年（1101），到新党大胜，蔡京入相，定“绍述”政策，造“元祐党籍”的崇宁元年（1102），大概由于政治形势的复杂变化使苏辙不能专心创作，三年间仅存诗20首2，且有一半是挽词。崇宁二年（1103），苏辙因身为“元祐党籍”中人，不能在京城附近居住，所以离家独居蔡州，此年作诗36首，可算恢复了正常的创作量。崇宁三年（1104），他得以归居安顿在颍昌府的家中，从此杜门谢客，却饱看了徽宗皇帝铸九鼎、造八玺、建明堂、作大晟乐、修礼书、兴辟雍、倡八行、崇道教等等层出不穷的“盛世大典”，直至政和二年（1112）去世，皆在废弃闲居之中，且处政治高压之下，但每年作诗少则20余首，多则40余首3，保持着稳定的创作量。由于秦观卒于元符三年，苏轼、陈师道卒于靖中建国元年，黄庭坚卒于崇宁四年（1105），北宋诗坛的巨匠相继凋落，而苏辙则正如其侄苏过《叔父生日》诗所云“造物真有意，俾公以后凋”（《斜川集》卷一），同时，后起的名家吕本中、陈与义等还处在起步的阶段，故就北宋末期即徽宗朝的诗坛来说，苏辙应是首屈一指的大家。虽然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时期诗歌的研究，多以江西诗派为重点，但艺术上已处于成熟境界的苏辙，加上他贯通经史的学识和曾经进入政治中枢的经验，即便按通常的说法，谓其才华逊于苏轼，其成就也非江西诗派中人可以企及的。实际上，苏辙晚年的诗歌，展现着东坡、山谷集里难以看到的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界，他经历了东坡未尝梦想的严酷而又荒唐的时代，目睹了山谷不曾看到的无1见《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中华书局1990年校点本。题下有自注:“北归途中作。”按为省篇幅，以下凡引该书者，不注书名，只注集名与卷数，且《栾城集》简作《集》，《栾城后集》简作《后集》，《栾城三集》简作《三集》，如《集》卷一即《苏辙集·栾城集》卷一。2当然，元符三年尚有北归以前的诗，此处不计入晚年诗中。3崇宁三年29首、四年26首、五年40首，大观元年42首、二年48首、三年25首、四年38首，政和元年41首、二年23首。数政治闹剧，体会着远远超过二人的巨大的外在压力和漫长的内心孤独，这荒唐时代里孤独的理智，直面着日新月异的“盛世”闹剧，在连绵不断的“党禁”压力之下曲折隐微而又深刻沉着的表达，为“主理”的宋诗开辟了又一种别具深长意味的境界。然而，在北宋名家中，苏辙的诗可能是最少受人关注的。宋人本爱谈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以作者为目收录相关的谈论，东坡和山谷名下都有好几卷，其他如秦观、陈师道、晁补之、张耒及许多江西诗派中人也得以列为专目，而苏辙竟不得专立一目，可见谈论之少，似乎他的诗还不足置诸齿牙。除了苏轼、秦观等关系亲密的人以外，苏辙诗的知音中要以陆游最为著名，周必大《跋苏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座客诗》云：“吾友陆务观，当今诗人之冠冕，数劝予哦苏黄门诗。”4既然常劝人读，必是自己读了很有体会，但具体的情况也不得而知。此后，历代的评家、选家也极少谈到苏辙诗。今人孔凡礼先生独具慧眼，对苏辙晚年的《八玺》、《买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