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聊斋志异描绘的官场百态“今日官宰半强寇”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经借一位姓徐的商人同“夜叉国”人的对话，讨论了“官”是什么的问题。“问：‘何以为官？’曰：‘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卷三，《夜叉国》。以下凡引用《聊斋志异》者均只注篇名）这里对于官的描写，主要强调了他们安富尊荣、威风八面、颐指气使、睥睨群下的一面。那么，这些声名显赫、位高权重的官员们的行径和作为，又是怎样的呢？“老龙舡户”讲的是出没于南海的一群江洋大盗，他们“以舟渡为名，赚客登舟，或投蒙药，或烧闷香，致客沉迷不醒；而后剖腹纳石，以沉水底”。但历任有司，对报案者“竟置不问”，结果是“千里行人，死不见尸，数客同游，全无音信，积案累累，莫可究诘。”直到朱徽荫“巡抚粤东”，才把那些江洋大盗缉捕归案，无数无头公案得以昭雪。对此，蒲松龄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剖腹沉石，惨寃已甚，而木雕之有司，绝不少关痛痒，岂特粤东之暗无天日哉！”“彼巍巍然，出则刀戟横路，入则兰麝熏心，尊优虽至，究何异于老龙舡户哉！”（《老龙舡户》）这段话讲得很清楚，那些泥塑木雕一样对百姓痛痒不闻不问的官员，虽然“出则刀戟横路，入则兰麝熏心”，冠冕堂皇，灸手可热，其实同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没有什么区别。可惜的是，这样暗无天日的政治，并不只是粤东一地，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成仙》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山东文登一位家道殷实的“周生”，因小事同“黄吏部”发生纠纷，黄仗势串通邑宰，将周生家的仆人“重笞”一顿。周甚感不平，“欲往寻黄”。周的一位好友“成生”力劝之，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把当时的官宰说成大半是不打旗号的强盗，由这些人来统治，世界当然就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可惜周生不听，非要同邑宰去争个曲直，结果惹恼了邑宰，不仅把他抓了起来，“搒掠酷惨”，“绝其饮食”，还贿迫监狱中的“海寇”，“使捏周同党”，必欲置之于死地。在严刑逼供之下，“周已诬服论辟”，最后全靠着成生多方营救，才得以“朦胧题免”（《成仙》）。这是又一次把官员比作盗寇的例子。在更多场合，蒲松龄常把那些残民以逞的官员比作吃人的猛兽，悲愤地说：“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梦狼》）《三生》一文描写了一位姓刘的孝廉，前生是缙绅之家，但“行多玷”，作恶颇多。死后始罚作马，继又罚作犬，最后则罚作蛇，“满限复为人”。借这个故事，蒲松龄发了这样一段议论：“毛角之俦，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王公大人之内，原未必无毛角者在其中也。”（《三生》）这篇文字不但暗示“王公大人”们如果作恶多端，难免变成犬马之类，而且特别指出，其实“王公大人”之中，原本就有“毛角之俦”在。这段略显隐晦的话，如果说得直白一点，无异直指某些“王公大人”不过是“人面兽心”的“衣冠禽兽”。如所周知，《聊斋志异》写狐，其实是在写人。书中讲了一狐仙，化作一位老翁，却并不掩饰自己的身份，有人来访，“无不伛偻接见”，“独邑令求通，辄辞以故”。问其原因，回答说：“彼前身为驴，今虽俨为民上，乃饮米而醉者也。仆固异类，羞与为伍也。”（《潍水狐》）“饮而醉”是一个典故，原意是说，只要有钱，即使不喝酒也醉了，也就是见钱眼开的意思。驴之为物，体大气粗，表面威风凛凛，但扔给一点草料，也就“帖耳辑首”，实在同贪官的形象十分相像。所以蒲松龄评论说：“以此居民上，宜其饮而醉也。愿临民者，以驴为戒，而求齿于狐，则德日进矣。”这可以说是对前面“王公大人”中不乏“毛角之俦”的呼应。《黑兽》叙述的故事十分简单，讲的是一只老虎遇见一不知名的黑兽，竟觳觫战栗，延颈就死的事。对此，蒲松龄发表议论：“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如猕最畏狨；遥见之，则百十成群，罗而跪，无敢遁者。凝睛定息，听狨至，以爪徧揣其肥瘠；肥者则以片石志颠顶。猕戴石而伏，悚若木鸡，惟恐堕落。狨揣志已，乃次第按石取食，余始閧散。余尝谓贪吏似狨，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而民之戢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