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国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在清末政局动荡不安、革命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出现了一股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社会思潮。1905年“国学保存会”的成立以及《国粹学报》创刊是这股国粹主义思潮出现的标志。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他们大多是国学根底较深的革命党人，其中章太炎、邓实、刘师培为国粹主义思潮的举旗人。国粹派认为，“国粹”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他们提倡国粹的目的，一是“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鼓吹“革命光复”；二是从古代“良意美法”中寻找克服和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的对策，反对“醉心欧化”。一国粹主义思潮产生在20世纪初，乃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并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的结果。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融会的过程中，如何清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把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与吸收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是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对此，国粹派提出了明确主张。首先，国粹派认为，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侵略而来的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文化；而当时中国思想界却对此不作分辨，推崇备至；甚至妄自菲薄，宣传中国文化落后，鼓吹“全盘欧化”。对这种错误倾向，国粹派坚决予以批判。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渗透中国，其中包括以传教、办学、开报馆为名的文化侵略。中国思想界由于长期封闭，对西方文明因缺乏深入了解而表现出极大兴趣，一股学习西方的热情勃然兴起。19世纪60年代开始，沿海各城市译风大盛，时人举凡西书皆读。19世纪末，了解和传播西学、“大购西书以归”蔚然成风。20世纪初，大批知识分子留学域外，学习西方之风愈炽。此时西方诸国已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在资本输出过程中加紧掠夺弱小民族，并污蔑东方民族愚昧和野蛮。对此，国粹派指出，这种西方文化输入，实质是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章太炎说：“外人所ｊì＠①者，莫黄人自觉若，而欲绝其种姓，必先废其国学。”其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办学堂，竟使山西等地士子“专崇欧语，几有不识汉文者”。为抵制帝国主义文化入侵，国粹派高扬起“国学”旗帜：“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奴于外族之专制谓之国奴，奴于东西之学，亦何得而非奴也。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于是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以告海内。”同时，针对帝国主义分子滥用“进化论”，散布“先进民族应统治落后民族”、“西方应统治东方”等谬论，国粹派亦撰文批判。章太炎斥责基督教是侵略武器，认为当时流传于中国的基督教义是帝国主义侵略思想，并非宗教信条，人们所信奉的并非真正的基督，不过是“西帝”罢了。与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相呼应，此时国内出现了宣扬中国文化落后，“黄种注定被剿灭”的思想倾向。对这种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鲁迅批判说：“时势既迁，活身之术随变……制维新之良，用蔽其自私之体……倘其游行欧土遍学制女子束腰道具之术以归，则再拜贞虫而谓之文明，且昌言不束腰者为野蛮矣。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亦加轻薄，于是吹索挑剔，以动物之定理，断神农为必无。”马叙伦批判说：“国有学而不能明，而转掇拾异域之学，使代统而为尸，此其罪俦于卖国。”值得注意的是国粹派主张“保存国学”，反对“学奴”，并非全盘否定西方文化，他们把“新学”视为资产阶级新思想的组成部分，提出“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主张“学无论中西，只要适宜且可行于国中者，皆当保存之”。其次，国粹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种种弊端，西方的道路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选择，主张到中国古代传统中寻找解救时弊的“灵丹妙药”。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的狰狞面目日益暴露。正如列宁所言：“那里的资产阶级已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脏污和鲜血——不是皇帝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们的鲜血。”资本主义弊端的暴露，引起国粹派的深刻反思。邓实在《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十九世纪为民族主义之时代，二十世纪为民族帝国主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