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鲁迅小说与阿尔志跋绥夫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是一个俄国作家，在革命高涨的年代，一度以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反映沙皇统治的黑暗，创作过一些反对沙皇专制的有进步意义的作品。1905年革命失败后，成为颓废文学的代表。十月革命后流亡波兰，死于华沙。鲁迅前期译介过他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短篇小说《幸福》、《医生》等，并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新兴文学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流派是写实主义，表现之深刻，在侪辈中称为达了极致。”同时，也深刻地指出：“阿尔志跋绥夫是厌世主义的作家，在思想黯淡的时节，做了这一本被绝望所包围的书。”鲁迅对阿尔志跋绥夫的部分作品是颇为欣赏的。尤其是《工人绥惠略大》和《幸福》中的某些情节、人物以及作品所发掘的深刻思想，曾长久地撞击着鲁迅的心灵，引起他感情上的共鸣和深沉的思索。而这些不可能不在他的创作中留下某些痕迹。首先，在表现改革者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并由此引起改革者的孤寂、悲哀这一点上，鲁迅与阿尔志跋绥夫的创作有相通的地方。《工人绥惠略夫》是一个六七万字的中篇小说。主要人物是一个无政府主义革命者绥惠略夫。他原是大学生，真名为多凯略夫。为了便于在工厂从事革命活动，化名绥惠略夫，自称是工人。他在革命活动中被捕，并被沙皇政府判处死刑。但在从法庭押往监狱的路途中；他乘机逃脱。作品即从他逃脱后写起，通过逃脱到重新被捕这二三天时间中的活动，展示了在沙皇统治下，广大人民的苦难与麻木精神的一系列生动的生活场面，也细致地展开了主人公绥惠略夫的心理描写，绥惠略大的内心世界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他因不满现实，热爱人民群众，憎恨统治者，所以进行革命活动，但是，他的革命活动并不被人们所理解，群众不仅不支持、拥护他，反而帮助军警追捕他，迫害他。于是他由爱群众转为恨群众。小说最令人惊讶而又发人深思的情节，是在作品的结尾处：绥惠略大的身份暴露后，遭到反动军警的严密追捕，在逃捕的过程中，他所遇到的群众纷纷帮助军警围追堵截，最后他逃人到一个大戏院的豪华的包厢中。他想到自己马上会被逮捕，可能明天就会被绞死，而自己为之吃苦受难的群众并不理解、并不痛心，反而依旧寻欢作乐。于是他对麻木、愚昧的群众的绝望与憎恨情绪达到了极点，因而产生了失去理智的疯狂行动，他掏出手枪向戏院的看客频频射击，在群众的惨叫声中，他感到“愉快”，感到“残暴的欢喜”。鲁迅翻译《工人绥惠略夫》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作品所揭露的“那个不可救药的社会”与旧中国现实极为相似；二、绥惠略大的境遇与中国“现在”仍至“将来”的改革者的境遇很相象，他们本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鲁迅是十分熟悉我国历史的，他深知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对人民思想的毒害。早在1907年，他便在《摩罗诗力说》中精辟地指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有人樱人，或有人得樱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全力死之。”因此，中国的改革者往往有绥惠略夫似的境遇，不仅为统治者所不容，而且为被统治的群众所不容。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包围中，中国的改革者也如绥惠略大一样，有一种深沉的孤独感、寂寞感。鲁迅对此有深切的感受。他在《日内喊·自序》中曾说：“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叉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改革者不被群众所理解而产生的孤独感、寂寞感，是一种时代病；这在旧民主主义革命者中十分普遍。在近代史上蜚声中外的鉴湖女侠秋瑾的诗文中经常流露出一种极其孤寂、痛苦的情绪：“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宝刀歌》）；“名日同胞意未同，徒劳流血叹无功”（《吊吴烈士樾》）。另一位著名革命家陈天华在《猛回头》一书结尾也大声疾呼道：“瓜分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