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狎妓嫖娼史再考在2013年11月7日的腾讯《大家》专栏中，刊载有叶克飞据说是于《新周刊》的长篇文章《民国名人狎妓史》，该文涉及的许多人物，我此前都发表过具有考据性质的长短文章，限于篇幅没有必要在这里逐一比对，而只想围绕着胡适的狎妓与嫖娼问题，进行一番还原历史真相的文献考据。在叶克飞笔下，关于胡适有两处既才气横溢又行文大胆的介绍文字：其一是“即使是胡适本人，日后在北大任教时，志得意满，也一度又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其二是“说回北大，除了进了进德会却违规的陈独秀外，曾经年少荒唐的胡适亦一度重返风月场，直到加入进德会后才收敛”。事实上，胡适对于自己不文明、不健康的狎妓行为，从来都是不太避讳的。据陈占彪在刊登于2009年2月4日《中华读书报》的《胡适的叫局与吃花酒》中的相关考证，胡适参与狎妓行为的大概情况是这样的：其一，1909冬到1910年春，因上海中国新公学解散而陷入失学的胡适，与几位学友“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其二，1921年9月4日，胡适在上海的几个朋友请来两名妓女合影照相，胡适因为“不便拒绝”而参加合影。其三，1922年10月13日，胡适参加“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讨论新学制的会议期间，因邮局失火停电而夜间外出“看看济南的窑子是个什么样子”。其四，1925年9月底到10月初，胡适应武昌大学和武昌商科大学邀请前去演讲，在此期间他应郁达夫、杨振声等人邀请，曾经逛过两次汉口地区的“窑子”即妓院。其五，1926年2月初，胡适邀请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老学友L.Gannett（L·加纳特）到上海的两家妓院“看看中国情形”。3月5日，葛内特从北京给胡适写信，劝告他不要“把有用的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嬉戏里”。1926年8月22日，胡适在回信中向葛内特表白了自己的决心：“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番事业。”进一步查勘相关文献资料，留学归来的胡适是1917年9月10日抵达北京就任北大文科教授的。同年9月30日，胡适在写给母亲冯顺弟的家信中介绍说：“适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元。所同居高君亦好学之士。所居甚僻静，可以无外扰，故欲移出同居也。……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元，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饭米颇不如南方之佳，但尚可吃得耳。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拟与友人六安高一涵君。”胡适所说的“将移出校外居住”，就是与高一涵同住在朝阳门内竹杆巷四号。10月26日，胡适致钱玄同信的落款地址就是竹竿巷四号。尽管高一涵与陈独秀一样有嫖娼狎妓的不良嗜好；但是，此时的胡适一方面需要为自己的婚事筹集钱款，另一方面要抓紧时间著书立说，实在没有闲暇和情趣去嫖娼狎妓。12月13日，胡适从北京启程返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完婚，直到1918年2月3日才回到北京。蔡元培在北大校园发起成立进德会，是胡适返回北京之前的1918年1月19日的事情。依照叶克飞的说法，胡适“志得意满，也一度又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应该限定在从1917年9月10日到1918年1月19日的四个月零九天的时间段里。减除胡适返回家乡举办婚礼的时间，这个时间段便只剩下两个多月。从字面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叶克飞所谓“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和“重返风月场”，已经不再是限于言止于行的单纯狎妓，而是进入另一种实质性的性交易也就是嫖娼的境地。但是，遍查所有文献资料，胡适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段里，既没有能够“志得意满”，也没有“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的任何真实可靠的文献记录。1923年6月3日，高一涵在写给胡适的感谢信中，谈到两个人亲密同居期间的苦读生活：“我这几年得无家庭的好处背后得到许多无家庭的坏处——打牌和逛胡同。又从你的生活里头，看出读书的兴趣，可是又感得求学的难处。”与胡适关系亲密的北大学生罗家伦，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中谈到的是胡适因为立足未稳而没有“志得意满”的另一种精神面貌：“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我曾去看他，他的胆子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适之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国第一年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