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中国法治理念的应有之义摘要：中国法治，理应走出一条具有中国主体的路径，防止走向模仿西式道路的误区。“中国主体”的法治应充分考虑历史背景，防止脱离历史传统。充分考虑历史传统，在传统中溯源。作为传统的情理业已成为社会民众所认同的“正义观”。情理作为一种日常模式，具有民主特征。因此，情理理应成为以“民主”“正义“为内含的法治理念的应有之义！关键词：法治理念中国主体传统情理应有之义尊重历史：法治理念建构的前件这个时代，我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度去创建法治。如何建构，法学界中诸多学者形成众多阵容，分别在建构他们心目中的“法治理想图景”。建构道路各异，但途径莫非三种，一种是西化式建构；一种传统式建构；第三种，也是论及得最多的一种，即第三条道路——吸取西方之精华，抛弃其糟粕。正确对待传统，吸取精华，抛弃其糟粕，这是近年来国内学者们的成果所在！反思三种建构理想图景的途径，忧虑悠然而生，一如邓正来先生在回望中国法学三十年所问及的问题，即“主体性的中国”何在？这是一个连邓先生本人也无从言及的问题。延续邓先生的思考，笔者以为，何以定义“主体性中国”的关键之处在于：何谓“主体性中国”？在笔者看来，“主体性中国”乃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厚重的东西。“这里的‘中国’也不只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的中国，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体现并承载着中国人之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的中国。是有待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予以认知并建构的一个伦理性的文明体。”有鉴于此，笔者以为，“主体性中国”本身等同于一个国家在历史传统中所形成的文明印迹！问题至此，答案似乎甚为明了。即建构主体性中国的背后乃是对中国本身的历史传统的尊重。这亦与学界诸君所主张的“正确对待传统，吸取精华，抛弃其糟粕”的思维完全一致！但笔者以为，深度解决问题，需要认识下列问题：什么是传统？为什么这些传统值得我们尊重？其合理性在那里？正是带着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笔者进行过长时间的思虑。愚以为，传统就是表现在一个国度国人身上的特有思维及其行为模式，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传统”。这种思维与行为模式，是在历史中长成，并具有相当的活力，并不会简单的因为时代的变迁而移转！它总以“日常模式”的形式展现在现实中，表现为“在场”状态，这种“在场”状态，不得不让我们在传统与变革交错的背景下去正视她！正是这种挥之不去的“在场”状态，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正视她，对待他！这就是传统需要我们审慎对待与思考的地方所在。延续千年，积淀且挥之不去的特质，让我们有更多的理由相信其本身的合理性所在，这也要求我们去尊重这种合理性，去审视这种这种合理性，进而去思考如何去直面这种合理性。法治建构的大旗在改革之风中猎猎作响。我们如何建构法治，首先需要我们建构一个新的法治理念。如何建构新的法治理念，建构具有主体性中国特质的法治理念，需要我们充分考虑历史背景，虑及传统。在充分考虑传统的基础上去思考属于我们自身的法治之路传统本身的滞后性及其对新生事物的阻滞力，业已对社会本身长生着重大的排斥力。因此“法律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的综合反映，是受特定时间、地点和条件决定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充分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循序渐进发展，不能超越历史阶段提不切实际的要求。”故此，考虑历史，虑及传统。“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既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土壤，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文化资源。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不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直接延续，而是在批判的吸收、扬弃基础上的借鉴其有益成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既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既是对历史的扬弃和传承，更是对现实国情和实践需要的反映与体现。”“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文化渊源。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积极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各种优秀法律文化成果。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五千年文明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法律文化传统。我国法治道路、法治模式如果脱离了自己的法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