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新亦旧的时代——关于1980年前后的小说董之林内容提要1980年前后的新时期小说与“文革”前十七年文学在思想意绪、艺术想象和表现手法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作品不是历史断裂的产物，在政治效应和审美倾向上，作为历史的承接物，恰恰是在十七年小说传统基础上，它们才步入新时期文学探索的旅程。特别是在当时“知青”和“中年知识分子”这两大创作群落中，无论小说家求同存异，还是求异存同，其中的历史情结，都将这个新旧交融的时代展示得如此真切。关键词：亦新亦旧十七年新时期艺术合成（一）在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化中，政治变更永远是最令人震撼的一幕。1949年新中国成立形成小说发展的特殊阶段；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也标志另一个文学时期开始。关于当代文学的历史如何确定，其实，基本分歧早已潜藏在变动不拘的生活史中。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经历，既漫长，又多灾多难，这就使无数文学志士仁人在战乱颠簸与贫病交加的生活里，内心幻化出一个美妙的纯文学或纯艺术之梦。但世事无情，现实总难满足人的主观愿望，哪怕这愿望相对于宏大的历史，仅仅是一点微小的吁求。文学无法回避政治、时代的影响，“文革”十年过后，粉碎“四人帮”这一政治事件，又将人们拉回到以政治变更作为文学史分期的叙述起点：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不仅意味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阶段结束，而且预示“新时期文学”到来。就连以重大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分期标志本身，也无法脱离“拨乱反正”的时代需要。“新时期虽然肇始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被粉碎”，但新时期文学的“发端和序幕，却应该追溯到‘四·五’人民革命运动中出现的革命诗歌”1；与“四·五”诗歌的意象遥相呼应，小说作为一种叙事逻辑更为缜密的文体，以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为起点，便幡然投入批判“文革”的时代洪流。历史被颠倒过来，曾被“文革”指斥为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教师，已成为正义的化身；“文革”中“反潮流”的英雄，此时变成愚昧无知、有待启蒙的对象。1980年前后，具有“拨乱反正”主题色彩的小说蔚然可观。紧随《班主任》发表，像《窗口》（莫伸，《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伤痕》（卢新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神圣的使命》（王亚平，《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墓场与鲜花》（肖平，《上海文艺》1978年第11期），《愿你听到这支歌》（李陀，《人民文学》1978年第12期），《弦上的梦》（宗璞，《人民文学》1978年第12期），《我应该怎么办？》（陈国凯，《作品》1979年第2期），《重逢》（金河，《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蓝蓝的木兰溪》（叶蔚林，《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等等，都向社会预示小说的前景，将与以往截然不同。一时间，小说这种虚构文体成为人们尽情倾诉创伤的场所。以小说表现“文革”十年的不幸；揭示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屈，这些表现痛苦和“伤痕”的作品在当时，已不仅仅在为人们宣泄情感，而且形成政治斗争的一柄利剑。与其说，这一时期小说把批判矛头指向“文革”中不可一世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指向上层，这在“文革”和“文1参见《新时期文学六年（1976·10—1982·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月第9页。---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革”前十七年文学中，都难以想象，因而作家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不如说，在国家政治局势即将发生根本变革时期，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说对旧时代不满的“倾诉”，对“拨乱反正”政治形势的参与，使自身又担当起响应政治潮流的角色。因此，对这批“伤痕”小说在新时期的政治功绩，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曾给予高度评价：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文艺界已经和正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到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