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丹青：我只是拼命别受社会的影响专访陈丹青：我只是拼命别受社会的影响一切都被规定了，何来责任？南都周刊：这些年，你和这个国家的关系怎样？陈丹青：我是北京一介合法居民，这就是我与“国家”的关系。南都周刊：你曾写过，出得国门，“整个人自由了，但关键是，接下来，你拿自由做什么？”而回国后呢，称心如意吗？陈丹青：回国后得到部分言说自由，虽然每本书、每篇文章，都会奉命删除若干字句，但仍然能够言说，能够出版，尚未被完全禁止。这就好，这就是国家的进步，至少进步到略微接近—注意，我说的是“略微接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言说状况。我不觉得住在这国家“不称意”，不觉得有离开的理由。南都周刊：十年后再回想，清华事件算是你这十年中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吗？陈丹青：没那么严重。辞职只是私事，谈不上转折点。媒体渲染这件事，不是因为我，而是全社会对教育不满。但大家都知道，不会有一件事、一句话，足以使今日教育发生“关键的转折”。南都周刊：清华事件之后的公开发言，是基于对时代的责任感吗？陈丹青：一个人被要求做他厌恶嫌烦的事，于是犟了几下，骂了几句，就算责任感？太严重了。事实是，虽然我曾被封为“责任教授”，却不知道责任在哪里：一切都被规定了，我连续四年招不到半个研究生，何来责任？南都周刊：现在的你，多被人看见的一面是写作，画画是否已不能完全表达自己？陈丹青：我不能画一幅画表达对考试的怨恨。就算能，那一定是很糟糕、很滑稽的一幅画。我只是拼命别受社会的影响南都周刊：对于时间，你现在是否有种紧迫感？陈丹青：活到近六十岁，瞧着时间少下去，顶多有点芜然，谈不上紧迫感。谁不会老下去呢？南都周刊：你曾说，中国一百年来，整体看，除了个别人物，没有哪一代是自我完成—要不给时代糟蹋，要不自己糟蹋。那么，严苛一些地看待，你算是被糟蹋的其一吗？陈丹青：我的父辈，全被糟蹋了，就是说，在他们的壮年，二十几岁到将近五十岁，都在挨整，或者整人，都在荒谬的岁月中，荒废一生。我很幸运，青少年吃点小苦，壮年晚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不，我可没被糟蹋，虽然我也并未“完成”。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仍在被糟蹋。他们还在考政治，考外语，就是不折不扣的被糟蹋。无可自救，只有熬。若干家伙可能会脱颖而出，大部分都给废了。南都周刊：面对你在社会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许你无意于此)，你是否有给自己祛魅的打算？陈丹青：我可从未想象自己在社会上有“巨大的影响力”，归国十年，我只是拼命别受社会的影响。南都周刊：对于话语权这个东西，你怎么看？陈丹青：我有一小点“话语权”——假使“这个东西”是指我能够发表一点言论的话——全是你们媒体上给我的。近年我在自行减少这类权力，我要省时间画画。南都周刊：当时査建英初见你，觉得你是一个三十出头面容俊秀的男子，侃侃而谈雄辩之至，一个作画之人，口才如此之好！这是你心中的自己吗？陈丹青：你大概没见过真正有口才的家伙—查建英可能也见得少——我哪里算是会说话的。有些讲演我事先要花十几天准备讲稿，有些上台信口胡说，实在太差了。不过我不太在乎。差就差，人不可能装得比他自己更好。我也不知道我“心中的自己”是怎样的。我没那么自恋。南都周刊：“文革”记忆对你看待当下的中国起到什么作用？陈丹青：那些记忆的作用是：“文革”的有些部分，例如严重的匮乏，例如国家和社会形态的全盘失序，总算过去了；另一部分“文革”遗产，例如疯狂，例如人性的扭曲，例如公然的野蛮，从未终止，而且发扬光大，变本加厉：“文革”时期没人自焚，没有黑砖窑，没有小姐，没有嫖客，更没有哪个群体，尤其是官僚群体，忽然发不义之财，而且上亿。南都周刊：你怎样看待自己在这十年的成长？如果说有成长的话。陈丹青：到我这岁数，什么成长不成长，只是在老下去嘛。能活着，能画画，就是福气南都周刊：你在《退步集》中回顾1978—1980年的中央美术学院，算是当代艺术家打捞起来的极珍贵的记忆，对比彼时和今日，艺术及艺术家存在的依据是什么？陈丹青：中国绝大部分艺术家的“存在依据”，即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其他国家，别说欧美，就是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