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小说从解构历史到游戏历史２００８年第ｌ期ＮＯ．１，２００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ｉａｎｊ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总第１９６期ＳＬｌｍＮＯ．１９６新历史小说：从解构历史到游戏历史施津菊（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３００３８７）摘要：１９８６年出现的新历史小说，使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出现了深刻转变，也使历史的记忆与表象进入了个体化表述时代。历史感悟的个体化倾向成为观照历史的一种趋势，历史叙述也留下了由最初的解构宏大叙事到解构历史，再到游戏历史的轨迹。关键词：新历史小说；解构历史；游戏历史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７．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１１０６（２００８）０１—００５５—０５有关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在当代文学延续了３０多年之后，在１９８６年第一次出现了深刻而清晰的转变，其标志性的作品有莫言的《红高粱》［１］、乔良的《灵旗》［２］、周梅森的《军歌》［３］ｏ曾经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革命历史叙事中崇高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激情，在此不仅被消解，还呈现出令人陌生的沉重、阴暗甚至残酷的一面。由此，历史感悟的个体化倾向成为观照历史的一种趋势，历史叙述也留下了由解构宏大叙事到游戏历史的轨迹。一、历史的混沌与茫然：解构宏大叙事以上三部中篇尽管与以往的革命历史表述有着鲜明的差异，其选材仍属关于革命或抗日的重大题材，其精神指向也仍包含英雄主义，但也仅限于此。支撑英雄主义行为的不再是革命的理想，而是人性中诸多其他因素。人在历史的暗道中凭本能生存，民族与国家的集体想象与豪情已黯然失色，只承担自我命运的个体角色，在历史混沌黯淡的背景上若隐若现。《红高梁》率先以其个体生存意义的张扬呈现了历史原生态形式自然的混沌与芜杂的丰富。《红高粱》是对于前辈历险与传奇的叙述，这就决定了故事是经前人的选择性记忆过滤之后，又经过叙述者的主观抉择与虚构而形成的历史叙述。由于历史记忆与感悟的个体性，叙述已游弋于国家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想象之外而执着于个体生命的轨迹探询和呈现历史生成时的原发性与原生态。“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的杂沓脚步声已响出很远。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他的视线，只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形和影。”［１］这既是对故事中即刻情景的一种描绘，也可以看做是对历史叙事与真实历史场景关系的一种暗示或象征，还可以看做是一种历史观。置身其中，尚且感受如此，而当历史的足迹在时问的雾幔和记忆的浸渍中早已漫滤，对它的感受恐怕也只能是只闻其声而不见形影，对它的想象和叙述就只能是依“其声”而赋其形，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可能也只能如此。而赋形是否真实，叙述者并不承诺，就像小说中所说：“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１］这就表明叙事者只承担故事的言说而不承诺其真实性，也就巧妙地摆脱了以往以历史言说以真实性自居的局限和尴尬。而且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不再是革命历史叙事中苦大仇深并被启蒙的革命者，而是杀人越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７—１８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ＴＪ０５一ＹＷ０３０５）。作者简介：施津菊（１９６１一），女，湖北谷城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本文来源：网络收集与整理，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