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控制力•思想政治教育李合亮一、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意识形态控制力作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政治文化事实，意识形态虽已引起人们足够的认识，但是至今尚未有统一的概念。这既在于意识形态本身看似无所不包，“具有非常宽泛的功用意义，且所有这些意义都不完全相容”，也在于意识形态往往附着于文化与哲学思潮而变动，表现出繁杂的样式，还在于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密切相关，呈现出实用化的迹象。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反映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阶级或利益群体的自觉意识与观念上层建筑系统。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意识形态既具有否定的意义，也有一般性的描述。正如哈恩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一文中所说：“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或术语很可能在双重意义上被运用。一方面，它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地理解为虚假的意识的标志；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人的文献中，它主要是作为一个阶级的社会意识的总体概念而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当时流行于德国的各种思潮，即构成德意志民族意识的所谓“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否定性批判，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的同时，明确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意识形态概念与思想，并具有独特性。葛兰西在分析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根源时，认识到意识形态问题是主要因素，进而在分析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的著名命题。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建立于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之上。葛兰西所指市民社会，不是从物质生活关系方面，而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界定，将其描绘成独立政治活动的特定核心和反对专制统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他认为：“国家通常被理解为政治社会（或者被理解为专政，被理解为为了使广大民众顺应某一特定时期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强制性机关），而不是被理解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平衡（不是被理解为某一社会集团通过教会、工会、学校等私人组织对整个社会实施的领导权），而知识分子恰恰是在市民社会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的。”在葛兰西看来，国家=强权+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既包括政党、工会、教会、学校等民间社会组织，也包括报刊等新闻媒介以及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这些组织通过影响控制社会舆论而获得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市民社会属于上层建筑。“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的发展状态不一，决定了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体制。“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因此，东方社会缺乏形成市民社会的基础，只能形成以政治国家为主体的专制社会，而西方却形成了以市民社会为主体的民主社会——“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葛兰西认为东西方市民社会的不同情况决定了不同的革命策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已经演变为更加复杂的结构，可以抵制直接经济因素（如危机、萧条等等）‘入侵’的灾难性后果。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的堑壕配系。在战争中，猛烈的炮火有时看似可以破坏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其实不过损坏了他们的外部掩蔽工事；而到进军和出击的时刻，才发觉自己面临仍然有效的防御工事。”对这些国家来说，暴力不是革命的主要形式，无产阶级首先应赢得市民社会的支持与接受，并逐渐获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待条件成熟时夺取政权。在葛兰西那里，以暴力夺取政权的方式被称为“运动战”，而以意识形态领导权为主获取政权的策略则被称作“阵地战”。“包括政治斗争在内的机动战（前线出击）向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