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知行问题我一直对哲学充满了好奇，历代先贤大哲都竭尽心力，去应对思索人类的终极关切，无数智慧的火花因此闪耀。纵观东西方哲学，确实是花开两枝，各有特色，西方哲学以其深刻复杂的认识论独步天下，而中国哲学中也有独到的知行问题。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在先秦时期便有涉及，在宋明时期，由于理学、心学的分歧，知行问题的研究到达髙潮。可以说知行问题贯穿了整个中国哲学史，一直以来为人们所研究，而且产生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而且对我辈大学生的生活依然有着极高的指导意义，这就是我选择知行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程朱、陆王都对知行问题有很精妙的思考，但是由于工程浩繁，而且我心力不济，所以本文只探究先秦时期诸家诸子对于知行问题的一些观点，并rh此引发的一些自己的思考。我对中国哲学所知了了，但我的确希望借此机会对中国哲学增进了解，抱着这个想法，我对这次小论文的整体要求是清楚明白，有白己的思考。壱.开宗明义一一知行的内涵要讨论知行问题就要先对知行下一个定义，在《中国哲学大辞典》中认为，“'知’指知识、知觉、思想、认识等；'行’指行为、行动、践履、实践等”⑴，但是知行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很多思想家对知行的界定都不一样，所以在分析吋应该注意各位哲学家笔下知行定义的差异。知行问题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认识与实践关系的问题，而且由于古代中国的思想研究大多是在道德领域，所以许多时候知行问题都是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的问题，但是有些时候，知行问题又带有一些认识论的色彩。弐.先秦时期有关知行观的讨论晚周时期，百家争鸣，而有关知行问题的讨论刚刚萌芽，先秦诸子的对于知行问题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想法，各家各派，由于白己世界观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知行思想。先秦文献中，最早提到有关知行问题的文本的是《左传》，其中的“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中国哲学知行观中重行的基本态度。而《古文尚书》里也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话（不过古文尚书的真伪自宋明以來一直有争论，不少人认为是伪作⑵）。从这些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先辈最初而对知行问题时大多持知易行难的观点的。墨家是先秦显学，与儒家并立与世。墨家的知行观有较强的认识论的成分，强调经验的作用⑶，但这对中国文化的主流影响不大。《墨子》里有“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强调经验対于认识的重要性，这里的墨子像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都是以客观世界的可感存在为标准，而并不预设先验的存在。同样《墨子》中还有“言足以复行者，常Z;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Z,是荡口也。”这里的“言”可以理解为是说出的“知”，墨家强调实践是知识的检验标准，很类似后世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道家讲究清静无为，《道徳经》里写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行而知”忽视了实践的意义，认为向内求索才能知天道顺天道，忽视了行的重要性；而《庄子》中著名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则发展了老子绝圣去智的思想，连同知的必要一起否定了。不过，《道德经》首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这说明道家并不赞同以坐而论道的方式获取知识⑷，而且否定了可以说出来的、可传授的道，这就要求人以“体悟”的方式去接近道，故道家有体道Z说，而根据“道法自然”的观点，“体道”二字确是隐含几分“行”的意味的，比如解牛的庖丁，便是在解牛的过程中体道、悟道的。而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学派的祖师孔子对知行问题的态度基本上是重行的，《论语》里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人把“习”解释为实践，强调知行并进，可作一家之言。但是他并未就知行问题明确回答，所以许多地方并不清晰。《论语》中“盖有不知而作Z者,我无是也。”这里隐含着知先于行的理念，也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说明孔子承认有不学而知的情况。在孔子之后，《中庸》里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观点，如果以递进式來理解这句话，那么这句话喑含了知先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