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大学治理中国大学治理历史演进与实践逻辑的整体性考察三、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与大学治理的历史演进研究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大学治理，一个重要路径就是运用历时性分析方法①，从纵向上考察现代国家建构与大学治理的历史演进。因为只有充分尊重和关照从清末以来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引入、建构、变革和发展，甚至从更为久远的历史中追寻中国国家、政治权力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切理解和把握今日中国大学何以呈现如此独特而复杂的治理生态。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大学萌生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正式启动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京师大学堂的设立。在此之前，虽然自秦汉以来国家及高等教育机构一直存在，但显然不属于我们所讨论的现代国家和现代大学的范畴。值得一提的是，1898年清末戊戌变法的启动和京师大学堂的成立，本身就标志着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现代大学的共同开端。而京师大学堂作为戊戌变法的产物和唯一保留成果也成为中国现代国家与现代大学“同生互构”历史的经典象征。1898至1949年这个阶段，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特征是传统帝制崩溃和现代国家的萌生。中国先后通过学习和模仿日本、欧洲和美国，经历了君主立宪制国家（清朝末年）、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至北洋军阀时期）和威权独裁国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曲折实践，在实验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推进民族国家的独立统一、组建系统完善的行政机构以及推进有利于现代化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等方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在这一国家建构的政治背景下，中国的大学即便是在经历军阀割据、民族冲突、国内战争这种波折动荡、错综---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复杂的政治历史环境下，也充满韧性地开展了公办和民办大学的组建、大学学制的建立和完善、行政管理的建构与规范、大学精神的培育与延续等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表现出倔强而旺盛的生命力。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突出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的疏离，国家不能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和管控。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大学恰恰又在这种“弱国家”的空隙下赢得了自治发展的时空机遇。这种“夹缝求生”的突出表现就是中国大学在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大的同时，在多种政治制度和文化生态的竞争中培育和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生态，延续和发展了西方大学的制度框架、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我们认为，大学在这一时期的韧性发展，支撑基础在于自清末逐步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以记者、律师、医生、会计等自由职业为突出表征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的显著生长。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路径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建构理论，模仿苏联经验，融合中国共产党源于革命时期根据地经验的独立探索，构建起一个以计划体制为核心特征的全能国家。马克思主义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预设与实践逻辑有效地限定和塑造了这一时期中国的大学治理。在新政权建构之初，国家在恢复建立统一正规高等教育制度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接管旧有的公立高等学校，接收国外势力控制的教会学校，接办各种类型的民办高校，按照经济建设的急切需求大规模推进院系调整，逐步形成以国家为主导，包括管理体制、人才培养模式、招生分配制度、内部领导体制等全方位、大一统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大学治理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从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启动伊始，伴随着政治领域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中国大学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启动了对苏联大一统模式的调适。比如，195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限下放问题的决定》，1963年又进一步颁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试行草案）》，旨在改变高等学校办学和管理权限过于集中的状况，发挥地方办学的主动性，同时，1958至1960年间开展了“教育大革命”，1961年又颁布高等学校的办学章程《高教六十条》等，目的就是要克服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建立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但是，整体来看，这一时期国家建构的突出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