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大众语言”的兴衰及影响运用大众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曾经是二十世纪左翼文学鲜明的理论主张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文学实践。左翼文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提倡文学大众化，而文学大众化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语言大众化。左翼文学的性质也决定了大众语言不仅是传达工具，而是思想精神本身，大众语言对左翼文学来说是本体性的问题。综合瞿秋白、毛泽东、周扬、茅盾、周文等人的论述，大众语言是这样一种语言：包含大量的大众口语的成分，大众能看懂能听懂，负载着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语言。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下，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在这方面取得了文学实绩。但是，初见成果的大众语言并没有随着曾支持过它的新政权的建立继续展开，全面推广，相反，它逐渐退出中心舞台，直至烟消云散。这就是本文要思考的问题。此外，大众语言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功能极强的文学语言实践已经离我们远去，左翼作家及其创作在当下的语境也并不讨好，但21世纪初就“汉语写作”问题发言的作家们为什么每每提及赵树理、周立波，当代作家在什么维度上提及前代作家？大众语言文学实践对新文学汉语写作的探索进程有无贡献？这也是本文要思考的问题。一20世纪40年代初尽管延安文艺界大力提倡文学的大众化，已明确提出文学语言的大众化之途是学习大众的口语，但作家们对大众语言还停留在理论认知阶段，缺乏自觉的艺术实践。延安的作家绝大多数是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的作家，深受启蒙思想、五四新文学、西方文学及苏俄文学影响，已经形成了知识分子话语的“知识型”，有特定的概念、规范和领域，其意义和规则在知识分子看来是不容怀疑的知识。我们“既可以从形式的角度将话语视为一种具体的、带有规范性的语句或言说方式?熏又可以在抽象的意义上将话语理解为一种隐藏在言说活动深层的知识蕴意或意向?熏在这种蕴意或意向中隐含着特定的文化判断和意识形态倾向?熏因而才有可能支配言说活动本身”。①知识分子话语规定了小说的语言方式。丁玲的小说语言很有代表性。她的小说中，大量存在叠加成串的定语及繁复的长句。在1940年创作的《夜》这短篇小说中，超过80个字的句子有四个，最长的句子连标点在内共121个字。长句固然是西化语，但也是现代知识分子追求精密思维的体现，它力求将事物说透写全。丁玲的小说语言是审美的、自我表现的，其小说用于描写各种情绪念头交织在一起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的笔墨相当多，她的小说常直接或间接地描写主人公对外面世界的感受，语言充满了个体的生命感受和作者的体悟。丁玲小说语言还具有思想启蒙的价值取向。《东村事件》这样书写落后农民见到地主的神态：“陈得禄的眼光，象一双被打伤了的狗的眼光，求救的，惭愧的，恐慌的，而且把两手垂了下去，失去了知觉似的倚在门边，索性又把脸转向院子去了。”小说还评价道：“他们比牛马还被压抑得可怜，比牛马还驯服，虽然说他们心里燃着暴烈的火，但是这些火只会烧死他们自己。”②这些文字很象路翎小说的语言，词语感情色彩强烈、浓重、极端，语句的情绪复杂纠结，即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又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启蒙姿态，---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笔锋直指农民落后的精神世界，具有鞭挞的意味。如果不改变知识分子的话语形态，即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不转移到大众的立场上，大众话语权力只会在理论上被讨论，大众语言的实践也无法展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熟悉群众的语言成为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和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先决条件，成为为工农兵服务的必要条件，大众语言才进入全面的实践阶段。作家们无法不重视文学语言的转变，因为从语用学的角度看，叙述者语体的转换是身份认同行为，是一种策略，是说话人利用符号资源进行角色定位的行动。语言是区别不同社会群体的主要基础，人们对社会群体的关注通常会转移到该群体使用的语言特征上，使用一种语体就是对某一群体的认同，作家的创作语言转向群众语言就是作家向工农兵的认同行为，是否使用群众的语言是作家是否与工农兵结合的一个外部标志。经过了近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