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多元的抑或政治的现代性《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4期总66期一「现代性」之外没有立场？时下学界流行「多元现代性」提法，批判或抵制所谓普遍主义的「现代性方案」。甚麽叫「多元现代性」？一种朴素的理解是，所谓「现代性」已经被西方国家的「现代性论述」占据了，非西方国家并非一定要、甚至不应该唯西方的「现代性」方案马首是瞻。比如说，中国、印度或者东亚应该有自己的「现代性」。「现代性」是多元的，意思是说，不同的民族国家及其文化传统应该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现代性」或者「现代化」。这种理解很朴素，却遇到一个无法克服的理论困难：所谓「现代性」方案是在西方社会─文化的历史演化中出现的，即便追求不同於西方的「现代性」方案，这种追求或思考已然接受了「现代性」本身的正当性。如果民族特色的「现代性」方案要说自己根本不是一种现代性方案，无异於掩耳盗铃。按照某位社会理论权威学者的看法，「多元现代性」提法当然也是一种现代性论述。现代性方案本来就是由两种论述及其之间的张力构成的，一种可以称为「普遍主义」，另一种则可以称为「多元主义」。据说，「普遍主义」现代性──说白了即西方强权国家的自由主义──在今天、甚至更早时，已经变成了「野蛮」的政治。「多元主义」的现代性论述坚持「承认」的自由，与「普遍主义」的「野蛮」政治对抗。「多元现代性」仍然基於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自由民主，虽然对这一基本价值的理解不同，毕竟与其对手处於共同的「现代性」水平，拥有共同的价值财富（自由民主）。「多元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冲突，无异於现代性论述的「族类之争」。如果谁要想既不进入这两种「主义」中的任一种「主义」阵地，然後打一场「现代性」论述的攻坚或防御战，又不愿意抛开现代性问题不理，便失去了论述立场，不好说话了。为甚麽呢？科拉科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显得很机智地提出，「现代性」是一个「处於无休无止的试验」中的方案。据说，这就为「多元现代性」的提法提供了广阔前景，不同的民族─国家可以依自己的体质和传统「试验」自己的现代性方案。问题是，这一「方案」最初怎麽出来的？韦伯（MaxWeber）说出於清教伦理，施特劳斯（LeoStrauss）说出於马基雅维里（NiccoloMachiavelli）的帝王师设计，沃格林（EricVoegelin）说出於中古时期意大利一座修院里不大为人所知的「灵知人」的历史三段论，布鲁门贝格（HansBlumenberg）则说出於晚期中世纪的神学「绝对主义」。现代性方案的「出处」形形色色，但「方案」本身是甚麽，似乎没有争议，这就是英国、美国、法国革命带来的政治消息──君主帝制必须改制为民主政制。如今，谁还企图回到君主帝制，就得敢当过街老鼠──像当年的康长素那样，历史不可能、也不应该走回头。所谓「无休无止的试验」，只能是在自由民主政制这一方案中去试。「多元现代性」至多可以被说成现代性的多样性。二新自然法及其瓦解「现代性」的多样试验，稍微说远点，应该算是法国大革命以後好些帝制国家的君主立宪；说近点，则是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接连发生的三场深远影响世界历史的革命：辛亥革命（1911）、俄国革命（1918）和德国革命（1918-19之交）。这三场革命的性质至少看起来差不多：推翻君主制──无论这君主制已经立宪还是正打算立宪，建立真正的民国。人民要麽在政党领导下（中国、俄国）、要麽促使政党（德国）推翻君主立宪帝制，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君王专政转变为人民主权的专政。人民主权的「专政」这一现代性方案是一种「委托」的专政──史称代议民主政制。「专政」一词据说是古罗马帝国政制的发明，所谓「委托专政」（commissarialdictatorship），指某执政官受法律委托采取暂时性专政措施。古罗马的专政是受委托的──受法律约束，因此不等於专制，主权──比如说封建的绝对王权国家的君主意志──才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威。人民意志代替君主意志成了主权，通过立宪自己为自己立法，专政与主权才结合成了主权专政（sovereigndictatorship）。人民的意志是甚麽呢？实现每个人的自然权利（生命、财富和自由）。人民的自然权利就是新的自然法──英国、美国、法国革命给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