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以亲亲互隐为视角2008年05月07日16:36凤凰网专稿王鲁湘：在中国古代著名的儒家典籍《孟子》中，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难题，就是历来很受推崇的上古帝王舜，如果他的父亲瞽瞍杀了人，舜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孟子在这里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即面对天伦之乐和天下之法的冲突，该何去何从？儒家亲亲互隐的理论，对于今天我们制定更加人性化的法律，又将提供哪些精神资源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著名的学者郭齐勇教授。自小好学的郭齐勇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1981年提前毕业，考上硕士研究生，师从萧萐父先生。齐勇治学，古为今用，视野开阔，立足中国传统哲学，对梁漱溟等当代新儒家有较精深的研究。王鲁湘：郭先生，据我的了解，您是国内比较早地开展对新儒家研究的，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也是你们湖北的一位人杰----熊十力先生，您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不是就做的熊十力的研究？那您怎么会把学术兴趣放在新儒家身上？郭齐勇：正因为新儒家开启的是一个文化的方向，反省五四以来这样一个传统，那么它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价值，希望在现代性的中国，有自己的原典文明来做创造性的转化。王鲁湘：那我们知道，您刚才已经提到了五四运动，从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评法批儒，可以说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在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中间和知识阶层中间，可以说已经像过街老鼠，或者是像丧家犬一样。所谓的儒法的斗争，好像自古以来，儒家和法家就是水火不相容的，它们是斗争的，那么按照当时极左派和四人帮的看法，法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可是其实研究一下中国的法律制度，尤其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的话，是不是可以说这么表述更合理一些，就是中国的法律，立法的理论依据，或者说中国的法学思想，可能是儒法互补，而不是儒法对立？郭齐勇：当然是这样，就是说儒法、诸子百家的法律思想的互补。其实儒家并不是所谓人治，法家也不是所谓法治，实际上儒家也主张法治。法家是为了诸侯国，或者国君的利益，直接的利益，要强1调效率，它没有很深厚的价值，它驱动人的就是刑或者是赏。但是儒家给予了大家丰厚的价值。所以儒家，马上我会讲到亲亲互隐的问题，它是为老百姓，为小民，提供了一个生存空间。王鲁湘：郭教授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法理、私情，在儒法相生相伴的漫长中国历史中，儒家的终极关怀、人性养育常常让位于急功近利的严刑峻法。反对者说正是儒家的人情世故阻挠了中国现代化的到来，支持者则认为儒家伦理有现代社会希冀的终极关怀与人性养育。一个具体的例证就是，当父亲犯罪时，是父罪子证还是父罪子隐？天下之法与天伦之乐，孰轻孰重？著名学者郭齐勇主讲《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发掘儒家伦理所体现出的人性光辉。郭齐勇：我今天讲的题目比较大，儒家伦理非常丰富，对我们现代社会健康的发展和我们人心、人性的养育，都有很多价值，很多启发。我想缩小我的这个问题域，从亲亲互隐这个角度来讨论一下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论语》的《子路》篇第18章讲，叶公语孔子曰，叶公是我们楚国人，他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我们那个乡里，乡下，乡党，有一个素来以直为名，素来都好像很直的这个人，他叫躬，我们姑且叫他直躬。这个人他的父亲攘羊。攘不是盗，不是窃，攘是顺手牵羊，或者别人家的羊，晚上收圈时进了自己家的羊圈，没有把它清出来还给人家。而子证之，这个证是告发，不是证明，是揭发。我们知道，孔子的智慧非常高。他反过来就这样地说，他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我们乡里有另外一个直人，不是这样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没有说证父亲、告父亲的这个人不直，也没有说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就是直，他是说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叶公举出的这个直躬者，他因为要有这个直的名声。那么孔子就认为，这个直，必须是我们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如果是为了夸耀于乡党，邀誉于乡党，而买直的话，这里面就有不太好的成分，是这样一个意思。可见直是什么，隐是什么，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我们再看《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