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叶帅抓经济的点滴回忆王匡曾彦修炎黄春秋2001021949年夏，曾彦修（原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在北平奉命南下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工作，至1953年冬，曾彦修调回北京止，在广州工作共4年多，工作岗位是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并兼任了《南方日报》社长约二年半。王匡先后担任新华社华南总社社长和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因此我们都看到和听到华南分局的一些事情。进广州后不久，华南分局两位主要领导叶剑英、方方便开始采用一种领导方法，即每周召开一次分局常委扩大会议，实即分局领导召开的一种经常性的干部会议，以达到上下左右沟通和培养干部的目的。这会一般由方方主持，要做结论或回答的，由叶、方当场定案。列席这个会议的人是固定的，约二三十人，他们是：分局各部正副部长、工青妇委负责人省府秘书长、各委副主任、厅长（当时只有民财教建……等六七个或七八个厅）、广州市委副书记、秘书长，市府副市长、秘书长等。列席的同志们现多已去世，存世的而又从头至尾一起列席这个会的，可能只有王和曾两人了。我们这篇回忆，将当时看到和听到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也算是我俩对叶帅的一点纪念吧。叶帅在穗期间所主持的大事很多，其中异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叶帅特别重视经济工作。这项工作大概是分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得最多的事情。和平时期一到，叶帅最主要的注意点就是抓住经济工作不放。在广东，则是在解放海南岛以后便特别突出。在省政府礼堂主席台一边的墙上写的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16个字。叶帅紧紧抓经济工作的根本特点，就是紧紧抓住“四面八方”这“十六字诀”坚持不放，从不动摇，同时他又是紧密地联系地方特点来执行这16字方针的，从而使得它的效果更好。而后面这点，却使他遭受了重大的打击，过去曾彦修在《广东“地方主义”是海外奇谈》一篇长文中论述过这点，他认为打击叶帅那几年在华南的工作路线的，不管它首先出自多么老资格的、我们十分尊敬的领导，我们认为他们还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左”比右好的主义在作怪。叶帅走后，华南的空气变了，下面介绍的叶帅那么重视经济建设的种种重要措施就不见了。叶帅紧抓发展经济这项工作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就是，他没有一次不是把发展经济的重大步骤同教育和培养干部联系起来同时进行的。解放初期，广东的经济环境是相当困难的。这首先表现在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大大减少或基本停止。这时的情况是：凡是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表现出来的经济困难越大；凡是半自然经济比重越大的地区，表现出来的经济困难越小（此中道理易解，就不去说它了）。据我们的观察，广东境内商业的重要性（包括运输业），在全国各省中大概要数第一了。而解放初期却有三大困难，影响物资在省内的城乡与地区间交流及省际交流。其原因大概是：一是我们的经济实力还薄弱，影响人民币的币值下降；二是粤汉铁路上的英德铁桥被蒋军撤退时炸毁，沿海被封锁，无法将物资经海陆两路运往内地及上海、天津等地第三还有一个根本原因，是中等以上的商人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怕“共产”，怕没收，怕瓜分等，遂致观望不前，使商务不旺。当时的情况颇紧，例如农民的香蕉运不出去，每斤相当于币改后的一分钱或二分钱仍卖不出去。这类事在分局经常讨论。叶帅一面催促赶修英德铁路桥，一面抓紧省内的物资交流工作。他认为讲道理、宣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以实例示范，使人解除顾虑。1950年，叶帅即发动和催促各地区召开物资交流大会，用赶大集，也即兴办基本上同后来的“广交会”有类似性质的较长期的交易市场，用以活跃省内的城乡与地区间的物资交流。用近20年的话来讲，就叫“搞活经济”，不过那时未用这4个字。记忆中，叶帅本人是到过两三个专区，去指导和观察过这种物资交流会的作用与问题的（其中之一肯定是到西江专区的肇庆）。叶帅决定在广州举办一个全省物资交流大会，筹备开始于1950年夏，地点选在西濠口到六二三路转角处日军轰炸成的一大片废墟地，该地即现在的文化公园。这片废墟被清理整顿好之后，搭成简易的竹棚，建店铺，各种农副产品、手工制品，琳琅满目。大约在1950年九十月时，叶帅曾带领一批干部同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