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教育学的学术自觉与话语体系建构摘要：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议题的提出，意味着发展中的“中国教育学”，正试图逐渐摆脱对于外来学术的“学徒状态”，逐渐提出其本己的“自律性”要求。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在其现实意义上是民族复兴的宏观愿景在具体学科中的回响和表达；它从逻辑上内在地包含着“全球化·本土化”框架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它在学术史方面植根于从“教育学中国化”到“创建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发展的民族性自觉中。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研究主体以清晰的话语意识，回归中国教育学话语创生的文化之源，在“话语的教化”中积累话语创新的力量。作为一个由自觉意识引领的、审慎的渐进性学术探究和积淀，中国教育学话语创新和话语体系建构，需警惕本土意识的“绝对化”、教育学建设的“去学科化”和话语体系构建的“空心化”。关键词：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价值证成，通达路径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并不单纯是抽象的话语形式问题，甚至也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局限在特定学科范围内的“纯学术”问题。就其社会实践根源而言，学科话语体系的建设问题，植根于民族复兴的社会变革实践和未来筹划中；就其学术史根源而言，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植根于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现代性自觉和自我培育的历史实践中，也植根于从“教育学中国化”到“创建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发展的民族自觉中。因此，中国当代教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问题，既是宏观的社会发展诉求在学科建设中的具体表达，也是被作为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中外关系问题”[1]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话语体系中的更新性呈现。在谋求多重“对话”的意义上，关于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当代建构的探究与审议，将有可能开启一种双重的学术自觉：一方面，这种自觉是反省性的，它要求学科共同体真诚地检讨当今中国教育学科建设中内生性话语及其体系阙---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如的流弊；另一方面，这种自觉又是建设性的，它要求学科共同体自觉引领当代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积极创建。这意味着，发展中的“中国教育学”，正试图摆脱对于外来学术的“学徒状态”，逐渐提出其“本己的自律性要求”。[2]一、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价值证成对于中国教育学科而言，话语体系建构的议题，无疑是一个自上而下，由普遍性到特殊性的演绎性课题。但这一课题在教育学领域内之所以具有适切性、现实性和紧迫性，不仅是因为这一普遍性议题抓住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公共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教育学所面临的诸多根本性、内生性的问题，也能在这一议题中得到深刻的诠释，并可望在进一步的审议和探究中获得新的理论方案。（一）现实证成：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时代诉求话语体系表面上涉及“说什么”、“怎么说”等语言表述的形式和技巧问题，但实质上却内含着言说者一定的思维方式、思想认同、价值立场和民族观念。上升到国家层面上，话语体系一定程度体现着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力”。黑格尔（Hegel，G.W.F.）深刻洞悉了学科发展与民族语言之间的内在关联。他认为，“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3]。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之所以构成教育学发展中具有现实性、实体性的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自引进教育学至今的一百余年时间中，尚未真正达到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掌握”这门科学的水平。这不仅影响到学科自身发展，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学科介入社会实践、表达中国经验和参与国际对话与传播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时曾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4]不难看出，作为公共性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