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中国人”的非遗故事千根村打扇鼓的妇女们。高喜业近期，一本名为《四个中国人》的书引发关注。书中四个普通的中国人，既是农民，又有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身份：吕崇德在陕西华县演皮影，程宵春在浙江衢州打纸簾，高喜业在陕西榆林唱喜曲，池素英在河北赞皇跳扇鼓。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雷建军率领梁君健、焦瑞青等人，与这些传承人共同生活，记录其生存状态，呈现出了普通中国人的质朴与快乐。他们的行动不仅引发人们关注农民，还突显了家庭教育的困境。【关注原因】农村文化存空白他们生活方式打动人“白天他是化肥厂的一个工人，但回到家以后，他过着传统士人的生活，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在四个“非遗”传承人之中，雷建军和程宵春较为熟络，拍摄时，就住在程的家里。雷建军觉得，最打动自己的是程宵春的生活方式。“白天他是化肥厂的一个工人，但回到家以后，他过着传统士人的生活，琴棋书画无所不能。”雷建军解释道。事实上，程宵春虽然知识不多，但他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除了琴棋书画，他还会吹箫，在院子里养花，“他们家的盆景自己动手做，兰花自己去挖，观赏鱼自己去捞”，“是那种让你重新了解农民生活状态的一个人”。程宵春还是一个吃货，不是追求山珍海味，而是不时去挖野菜，“他植物的知识非常丰富，什么野菜能吃，能治什么病，有什么作用，他都很清楚。”这样丰富多彩的生活，书中其他三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对于焦瑞青来说，她所拍摄的池素英带给自己的触动，来自对扇鼓的巨大热情。“冬天晚上特别冷，她们在户外打扇鼓，那种热情，你都难以想象。”焦瑞青说。她觉得，农民们的生活简单而快乐。在雷建军看来，四个“非遗”传承人都是农民，但每个人保持着农民的底色，业余生活具有多样性，能给人带来启发。不过，在经济大潮泥沙俱下之时，变化已经不可避免。“从农民变成农民工，他就没有这样丰富的精神生活了，手机里也许存着三级片，即使不外出打工，手机、电脑等也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雷建军对记者说。“社会土壤已经变了。你想让‘非遗’回归以前红火的状态是很难的。”焦瑞青说：“时代的潮流是不可挽回的，但是我们可以多做一些记录和研究的工作，让更多人知道和关注它。这样可能也会给它一些生存的土壤。还是需要更多专业人员，能够更多关注农村，和农村人互动，从而产生城乡之间文化的交流，能够弥补农村文化的短板。”【反思困境】家庭出现问题社会就会出现问题拍摄纪录片前，焦瑞青对扇鼓却没有多少了解。家里有田地，但她很少干农活，对家乡的非遗项目基本没了解过。四个“非遗”传承人之一的池素英是河北赞皇人，焦瑞青与她是老乡，但在拍摄纪录片之前，焦瑞青对扇鼓却没有多少了解。赞皇较为贫困，在焦瑞青小的时候，父母就教育她要努力学习，“去城市里过体面的生活”，家里有田地，但她很少干农活，“社会上的事情也很少接触”，对家乡的“非遗”项目基本没有了解过。“要不是拍毕业作品，她都不了解扇鼓这个事。”说完，雷建军笑了笑。在雷建军看来，出自农村的年轻人再也没有可能拥有像这些“非遗”传承人那样丰富的生活，商业时代、信息社会对他们的影响不可逆转，“即使施加强大的外力，原来的生活方式也很难维持下去”。这被认为是中国整个教育体系出现问题的结果。四个“非遗”传承人的生活方式，都是在家庭教育里完成的。“但是，如今的家庭教育变得非常功利，再也不让孩子学习这些看起来没用的东西，真正的问题在这儿。”雷建军说：“如果家庭教育不恢复，或者说父母还是用功利的方式去对待孩子，把家庭教育办成社会教育的话，想要拥有这样丰富多彩的生活，过快乐的人生，基本上没可能了。”雷建军说。在这一境况下，雷建军组织拍摄“非---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遗”系列纪录片首先是为了留存相关的历史文化记忆，其次，希望能引起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展开反思。雷建军认为家庭教育是我们最应该反思的：“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细胞，如果这个细胞出现问题，而大家都没有意识到，那社会整体就会出现问题。”通过拍摄，焦瑞青有所反思：“我开始对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