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0日，《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先生来访，就“五四”运动、启蒙和救亡、金融危机、思想解放等问题坦率交流。不要片面曲解新文化运动时代周报：你为什么特别关注启蒙的问题？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产生了罗斯福四大自由的观念，八十年后的金融海啸，有没有可能促进新的思想？袁伟时：有这个可能。就中国来说，要看有没有足以让出类拔萃的学者发挥聪明才智的自由天地。很明显，要度过金融危机，政府要采取有力措施。中国现在外汇多，资金充足，有人就说中国拯救世界，中国这条道路最好。其实，中国之所以发展较快，是吸收了人家的东西。现代国家的政府都要推动经济发展，这不是中国特点。纳税人拿GDP的20%—30%去组建、供养一个政府，养那么多公务员，是吃白饭的？光叫你去抓小偷？整个社会你得管理得井井有条，包括保障市场经济的秩序，保障公民的权益。政府要不要管理经济这是个不值得讨论的问题。假如不要的话，纳税人为什么要拿那么多的钱给政府？问题是怎么样管理。这次金融海啸，关键是经验不足，管理不到位；是美国管理不善，连累全世界。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了，各国密不可分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世界银行、国际法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实是世界政府的雏形，是地球管理委员的分支机关。但这些机构，还不健全。能不能成为推动中国改革的一个契机呢？第一条要看在经济领域有没有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按照健全市场经济的方向去做，不要缩到计划经济的轨道上去。这里面的标志是对民营经济的态度。是不是着重去扶植民营经济？全世界90%以上的国企都是亏本的，办不好的。国企办得比较好的是新加坡。它就三百万人口，管理容易一点。好了最近，新加坡最大的一个国有公司，淡马锡，巨亏三百九十亿美元。切记一定要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像发展汽车，最有活力的是民营的吉利、比亚特等企业。光是支持合营企业还不够，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不然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第二条就是公民的福利制度，民生的大问题，是不是下决心解决了。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所谓三座大山要解决，老百姓后顾之忧减少了，才敢大胆消费，内需才会真正拉动。这是经济转型的关键与此同时，为了中国的长远利益，要建立现代教育体制，关键是学术和思想要自由。不要让中国人老是担惊受怕，谨小慎微。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变成乖孩子，要变成很有创造性的、很有活力的现代公民，是敢想、敢说、敢干的孙悟空，那样才能够把中国的事业持续不断往前推进。第三条，通过这次危机的处理，让舆论监督得到尊重。现在已经出现这个情况，凡是有改革思想的官员，都支持舆论监督。网络这么发展，博客这么发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现在是全民办报阶段，人人都可以办报——写让人自由浏览的博客。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把别人的嘴巴封住。所以凡是有改革思想的都支持舆论监督。这个舆论监督也是体现了两条，第一条体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另外一条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性质。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从十九世纪开始，有一些有改革思想的官员就看到了这一步。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就提到：什么人怕报纸？贪官污吏！现在的贪官污吏、专制主义者就怕报纸，怕新闻舆论监督。所以，尊重舆论监督应该成为危机处理过程的特征。这次所谓“躲猫猫”事件，云南的有关领导在舆论监督下，纠正错误，将事情真相公布了。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让信息公开，就让一般的民众感觉到你的行为是可靠的。这是让政府的公信力重新建立的一个重要措施。重庆处理出租车事件，也比较聪明。政府官员慢慢变了，跟着时代步伐前进，希望通过这个危机处理，真正将政府变成一个公开的、透明的、服务型的政府。原载《时代周报》2009年3月12日C06版袁伟时：最近攻击启蒙的很多，攻击新文化运动的也不少。许倬云先生在《时代周报》的谈话，很多观点我都同意，但是他对五四、对新文化运动很多东西不了解，有些判断我认为不准确。比如他说胡适新文化运动讲科学是科学主义。胡适他们对西方的了解不够深入不够全面，不够准确，都有可能。但是说，新文化运动讲科学就是科学主义，对西方文化的一个歪曲，这个判断不准确。这不是许先生发明的，最初提出这个论断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