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的“内爆”摘要：哈贝马斯在其公共领域理论中虽然也看到权力和金钱对自由交流的影响，但他认为这只是资本的介入和传媒自身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的结果，其负面影响可以被公共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过滤掉。而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公共领域的症结在于，大众媒体为了“公共性”生产“公共性”，这导致公共话语丧失了真实的语用学功能，变成了真假难辨的仿真的公共性。关键词：哈贝马斯;鲍德里亚;公共话语;大众媒体;内爆：王晓升，男，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B516.59文献标识码：A：1000-7504（2015）05-0019-07在公共领域理论中，哈贝马斯认为妨碍公共领域中自由交流的是权力和金钱，忽视了公共领域自身发展所产生的问题。鲍德里亚认为，意义的“内爆”使大众传媒失去了传播意义的功能，严重限制了社会共识的达成。一、哈贝马斯对意义“内爆”的认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遇见由于符号的过度生产而产生意义扭曲的问题，比如，电视台为了提高收视率而选择更吸引眼球的场面，为了吸引读者而在作品中夸大其词。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大众传媒中的意义的“内爆”。在公共领域理论中，哈贝马斯并没有完全忽视这个问题。早在1990年版《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序言中，哈贝马斯就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说：“随着商业化和交往网络的密集，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和宣传机构组织程度的提高，交往渠道增强了，进入公共交往的机会则面临着日趋加强的选择压力。这样，一种新的影响范畴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具有操纵力量的传媒褫夺了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1]（P15）哈贝马斯看到了传媒自身的力量在加强，但对于传媒自身力量的强化所产生的原因和后果，他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在他看来，传媒力量所产生的原因仍然是资本的介入和传媒自身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由于资本的介入和传媒自身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各种不同的传媒之间的竞争加剧了，传媒的中立性受到了影响，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就过多的信息做出选择。可见，哈贝马斯仍然是在系统入侵生活世界的框架中理解传媒的力量的。这表明，哈贝马斯对于传媒自身力量的发展会导致意义扭曲的现象缺乏认识。对于他来说，大众传播领域中所出现的那些夸大其词的做法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他来说，这类话语可以起到造声势的作用。只有把一定的声势造出来，某些问题才会受到社会的足够重视。哈贝马斯说：“我把政治公共领域描绘为那些必须由政治系统来解决――因为在别处得不到解决――的问题的共振板。就此而言公共领域是一个预警系统，带有一些非专用的，但具有全社会敏感性的传感器。”[2]（P445）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领域是通过其公民社会的这个媒介而植根于生活世界的。它能够敏感地捕捉到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会自发地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就需要公共领域来传播这些社会问题，让人们关注这些问题。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不仅仅觉察和辨认出问题，而且令人信服地、富有影响地使问题成为讨论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并且造成一定声势，使得议会组织接过这些问题并加以处理”[2]（P445）。如果公共领域变成了一种造声势的力量，变成了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那么公共领域就不再是理性讨论的领域了，而是制造议题的领域了。哈贝马斯似乎并不否定这一点。在哈贝马斯看来，我们的社会之所以需要公共领域所具有的那种对问题的放大效应，不仅是因为公共领域扎根于生活世界，对问题具有一定的敏感性，而且是因为，无论政府还是议会，都是照章办事的机构。这种“例行公事”的方法反映了一种权力格局，而要打破这种权力格局就需要使这种权力格局受到公共领域的牵制。他所提出的所谓“商议民主”就是要让商议过程具有“权力”。这种权力不是处理问题的权力，而是要让处理问题的权力受到公共领域的商议过程的牵制。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如果一个社会在制定法律、处理社会问题的时候都受到公共领域的牵制，那么社会中的权力格局就发生变化了。在这里公共领域的权力凸显出来。公共领域的权力就表现在它把社会生活中的常规问题变成“冲突事件”。哈贝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