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是推动反思的契机凤凰历史：近期陈小鲁、宋彬彬公开为他们在文革中的行为道歉，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是我们知道在许爱晶编著的《清华蒯大富》这本书中，曾经多次提到韩爱晶为文革中打彭德怀耳光的行为做出了检讨和反省。而蒯大富本人也在口述史中，多次为自己当年领导武斗表示深深的歉意和反思。虽然《清华蒯大富》在2011年就已经出版，蒯大富其他的口述史也早已出版，但是为什么社会上却很少有人知道韩爱晶的检讨和反省？丁东：个人回忆文革中的行为，反思、道歉的事情一直都有，并不是从陈小鲁才开始的。为什么陈小鲁特别引起关注呢？因为陈小鲁不仅仅是个人表达，而是代表八中老三届校友会群体，在一个郑重的场合向当年受过伤害的老教师们道歉。这与个人发表文章反思和忏悔，是不一样的。宋彬彬公开道歉，受到陈小鲁和八中校友会的启发，陈小鲁直接促进了这件事。师大女附中和八中是近邻，陈小鲁也认识宋彬彬。师大女附中发生打死卞仲耘的事，让老三届学生很纠结，几年前她们通过校友募捐，给卞仲耘塑像，想促成反思与和解，但影响仅在本校和校友范围之内。这次她们看到陈小鲁道歉反响很大，想把本校的事情推动一下，做得和八中差不多。你谈到韩爱晶，他写的书我看过，也写了书评。他在书中谈到当年打彭德怀一耳光是错误的，但道歉不是那本书的重点。那本书以讲述蒯大富的文革经历为主线，兼谈他经历过的文革和对文革的认识。他对文革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文革过去四五十年了，人们对文革的看法多种多样，总的来说，对文革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坚持毛泽东对文革的基本判断，肯定文革；第二种是坚持邓小平的判断，否定文革。其基调是：文革是领导者犯错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造成的一场动乱。罪恶之源主要是林彪和四人帮，坏事是造反派做的，老干部是受迫害的。否定文革宜粗不宜细。他们在八十年代通过“两案”审判，清理三种人等组织手段，清除了文革既得利益者。第三种是主张以独立的精神研究文革。我也否定文革，但我否定的方式和一些老人有所不同。他们既要否定文革，又要对毛泽东有所保护，这就产生了矛盾。因为发动文革的第一动力，不是林彪、江青，也不是韩爱晶、蒯大富，而是毛泽东。毛泽东不发动，就没有文革。我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首先要尊重事实。我主张实证研究，不回避一切真相，尽量恢复真相，而不是以某个领导人的说法或某个集团的利益为研究导向。比如，我想正视刘少奇、邓小平文革初期的心理状态和施政方式。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他们也预感到可能对自己不利，但他们并没有保护受到冲击的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而是想把运动的对象控制在一定范围，自己就过关了。好多高级干部当时都是这样的心态和做法。最近一二十年，一些研究文革的独立学者，一些文革的当事人，既摆脱毛泽东肯定文革的基调，也超越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框架，力图真实地还原文革的历史面貌。反思文革，总要有一个价值准绳。我主张以普世价值为准绳，以人权、法治为准绳。拿这个标准作尺度，重新检讨文革中的一切人和事，反思文革的前因后果。目前中国，价值多元、思想分化，我尊重韩爱晶的表达权利，他可以持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我重视韩爱晶等当事人的个人记忆，他的文字披露了很多重要的史料，有些是他独特的经历，他不说，别人可能不知道，历史细节就被淹没了。所以他写的书，我比较重视。但韩爱晶对文革的看法，对现实的看法，和我不同。他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固守毛泽东的文革观，现在还是崇尚巴黎公社，拿巴黎公社的原则来衡量中国的现实。我认为巴黎公社已经过去100多年了，人类探索政治文明已经积累了更好的经验，巴黎公社不是为当代中国治病的药方。凤凰历史：韩爱晶在书中曾经提到：“对文化革命的阴暗面，对文化革命的失败，我自己就负有严重责任！但我不是反革命！”对于韩爱晶认为判他是反革命并不公平，您怎么看？丁东：八十年代清理了“三种人”，对大学生文革中的表现记录在案，“整党”的时候也要审查党员在文革中的表现。孔丹和董志雄给陈云写了一封信，说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