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转换与诗歌语言问题摘要：新旧形式转换之际，汉语诗歌实际上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现代诗歌语言应采用白话还是文言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诗体形式问题；二是新诗语言与日常语言、散文语言的区别及其创新的问题。对上述问题的应对过程，构成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的一个环节，同时形成新诗理论批评的重要内容。关键词：诗歌语言；诗体转换；新诗；现代性：1206.5；1206.6文献标识码：A：0257-5833（2014）12-0170-07在新旧诗体转换之际，语言问题显得较为突出，这是中国诗歌理论批评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尽管不乏分别对古典诗歌语言和新诗语言问题的研究成果，而从古今诗体转换角度研究诗歌语言问题，则可揭示其在反映现实生活和满足艺术要求两方面所应遵循的规律。一经过一千多年的应用，辛亥革命前后古典诗词的写作已沦为程式化操作，这不仅表现在形式方面遵循古典格律的规则，还表现在内容方面的保守乃至僵化。胡适倡导的新诗革命之所以产生广泛影响，就在于他的主张符合诗歌创作须与现实生活密切关联的根本要求。由于认识到古典诗词语言与现代白话口语之间的距离，胡适提出诗歌语言形式改革的主张，认为现代人应采用白话口语入诗；这就将中国诗歌语言区分为古代与现代，古典诗词所用语言是古人的语言，而现代人不应再采用古人的语言。他明确指出文字“死”与“活”的问题，“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因不能使人听得懂之故。”“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古人所用的语言对今人而言就是“死”的，今天人们正在使用的语言才是“活”的。胡适关于诗歌语言“死”与“活”的问题，实质上是以当下用语为标准的，应用于现实生活里的语言必然传递着鲜活的生命气息，相反，那些已经在日常生活中消失了的语言无疑与当下甚少联系乃至于隔膜。胡适还指出古典诗词的语言模式束缚了现代人的诗歌思维，“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现代人以五七言、词调曲谱作为汉语诗词写作的模板，事实上排斥了其他语言表达方式的可能性；即使人们在构思过程中使用白话，但在最终的表现方式上却是文言，“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在此意义上，古典诗词形式在辛亥革命前后已成为一种工具，也就是在社会生活出现了大量新词、外来语的情形下，诗歌语言形式依然故我，没有改变。如果为了满足传统形式要求而忽视当下生活，削足适履地延续古典诗词样式，就产生了王国维所谓“羔雁之具”的现象。这一情形与近体诗诞生时的状况形成很大反差。一方面，近体诗产生的背景是农业时代，在当时生产力所对应的物质环境中，主要包含人和自然两种因素。大部分诗词都反映了人之存在与自然之存在的和谐，如“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隔窗风惊竹，开门雪满山”“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也有通过自然景象反映人的某种生存样态的，如“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种写景如画的特点，映照出人和自然的静态关系。另一方面，近体诗产生的文化背景是封建时代，其社会关系是按等级划分的，诗人作为等级秩序中的一阶，个体难免遭遇种种坎坷，因而诗歌还涉及身世遭逢、仕途多舛等主题，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动态的思想、情感随景物历落飘摇、浮沉隐显。概言之，从外部关系看，所有这些经典的诗句，都是在当时现实生活状况下加工而成的，显示出诗歌语言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从内部构成看，这时的近体诗形式最大程度地发挥了语言的审美特征：平仄、押韵体现了汉字的音韵美，篇制规定促成了汉语诗句整齐的建筑美，字句的恰切促成诗意的提升，对偶由形式上的对称可以拓展意境空间；这些格律规则是在当时语言文化条件下形成的，能体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