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具体年代，已经很难确定。后世对于这个问题，有种种的说话。一般认为，西汉哀帝元首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支国（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今长安），口授佛经《浮屠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就是佛教传入的开始。当然，后来又有传说，即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夜梦金人。相传，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身有日光，飞行殿前，欣然悦之。明日，传问群臣，此为何神？”有臣答曰此神即“佛”。明帝即派遣大臣蔡愔、秦景出使天竺（今印度）寻佛取经。蔡愔、秦景邀请到天竺高僧摩腾、竺法兰来到洛阳。永平11年(公元68年)，汉明帝下令建白马寺(因摩腾、竺法兰来时由白马驮经故名白马寺)。白马寺位于今河南洛阳城东12公里处，号称“中国第一古刹”，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所官办寺院。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摩腾、竺法兰在寺里讲经说法，宣扬佛教，并且翻译了一部《四十二章经》。白马寺被后世佛弟子尊为“祖源”和“释源”，而二僧所合译的《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于是佛、法、僧完备，标志着佛教在汉地真正的开端。其实在西汉时期，因丝绸之路的开辟，佛教已经在皇家贵族层有相当的知名度，也在民间流传，但范围很小，不必由汉明帝才开始感梦求法。由于汉明帝的鼓励和支持，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速度才开始加快。后来在历朝历代皇帝的扶持下，佛教在我国得到很大发展。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至今还是没有得到最后的定论。后代学者一般都认为是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公元前后）逐渐传入中国的。佛教一开始传入中国，人们把它看成是社会上流行的神仙道术的一种。大城市一开始建立的少数寺庙，主要供西域来的僧人和商人参拜使用，没有汉人出家为僧。它的流传并为人们所接受，是从佛教经典的翻译开始的。早期佛经的翻译，多属私人的工作，并没有一定的翻译组织。在两汉之际到东汉末年的200多年，是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它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变化过程，终于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上定居下来。西汉末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富有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王莽托古改制，不但没有缓和阶级对立，反而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即王匡、王凤兄弟在湖北当阳东北的绿林军起义，西汉王朝最终为刘秀所取代。在意识形态上董仲舒草创的谶纬神学，由于国家实行五经取士，处处需用谶图论证皇权的合理性，以至于经学与妖言、儒士与方士搅混不清。王莽改制用图谶，刘秀取国也用图谶，图谶成了两汉的官方神学，既是文人做官的门庭，也是巩固政权或夺权的舆论工具。史载第一个接受《浮屠经》的是汉哀帝时攻读“五经”的“博士弟子”，同当时的这种风气是相适应的。楚王英：后汉光武帝之子，孝明帝之弟。为我国正史上所载信仰佛教之第一人。据《后汉书列传》第三十二载，英少时好游侠，与宾客交游，晚年更喜黄老之学，行浮屠之斋戒祭祀。同书列传第七十八天竺国条亦谓：“楚王英始信其术（佛道），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然而十三年，有谗者奏有司，谓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大逆不道，故请诛之。帝不忍诛之，翌年四月，英于丹阳自杀。汉明帝对于楚王英一案的追究很严，诛杀其亲戚及周围的人。自此之后近百年中，史籍不再有关于佛教在中土传播的记载，显然，也是与这次株连的结果。到了汉桓帝（147-167在位），他继承楚王英，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其目的，一在于“求福祥”、“致太平”、一在“凌云”而成仙。佛教进一步被王室视作崇拜的对象。襄楷疏言：“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也”，又说，“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但是，佛教此时尚未取得独立的地位，它依附于道教。---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汉桓帝、汉灵帝之世，经过两次党锢之祸和震撼全国的黄巾起义，接踵而来的就是董卓之乱，军阀混战。连年战火，灾疫横生，人民处在死亡线上，痛苦、无望的阴影，笼罩着社会各个阶层。这在思潮上，引起了重大变化。两汉正统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