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遵义会议伟大意义的几点认识…文章作者：【原文出处】益阳师专学报198201【作者】刘仲良一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斗争的结果，全党集体奋斗的结果，表明了全党觉悟的提高和走向成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上台之前，我们党进行过反对瞿秋白、李立三两次左倾错误的斗争，由于这些斗争对左倾的思想实质没有加以彻底清算和纠正，因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就有可能在前此基础上加以扩展。加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中央领导机关，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从各方面对党施加压力。因而，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即使如此，也引起了党内不少同志的怀疑和抵制。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直处于斗争第一线的同志们，由于对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的实际，了解得清楚，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危害，在实践中，也最先感受到，因而他们最有条件和可能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最先起来和左倾冒险主义坚决斗争。毛泽东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八月党的宁都会议上，在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对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抵制，作了原则地斗争；周恩来、朱德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贯彻执行正确的战略方针，取得了红军反围攻战争的前所未有的胜利；在白区工作的刘少奇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提出了职工运动的正确的策略原则，抵制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一九三三年初，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变本加厉地推行冒险主义，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在毛泽东已经被迫离开党和红军领导岗位的情况下，进行了顽强地斗争，坚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遭到左倾冒险主义的排斥打击……。总之，在党内对左倾冒险主义抵制、怀疑、不满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大批、大批。尽管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施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许多人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坚持正确主张的同志的队伍依然不断扩大。当左倾冒险主义在实践中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使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有了觉醒，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后，湘江之役红军损失过半，并一度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境地，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普遍增长。血的事实告诉了人们，王明等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只知生吞活剥地背诵一些马列词句，没有任何实际经验的洋先生，革命不能再由他们领导。一度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站到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这些，充分说明了全党觉悟的普遍提高，说明了党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它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与群众基础。从遵义会议本身来看，会议开始，左倾冒险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犯的错误，而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人的强大和中央苏区支前工作的不力，各苏区的配合不力等等（参见《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但多数同志支持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和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的战略策略。周恩来在会议前，“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部署，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召开会议打下了基础”（王首道：《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榜样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在会上，他代表军委作军事报告，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我身为军事部长，领导作战失利，带来了巨大损失”，“实践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嘉湘、黄岭：《周副主席在长征途中》），他提议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朱德在发言中严正批判左倾冒险主义，拥护毛泽东为我党领袖（《深切怀念敬爱的朱德委员长》(《新华日报》1679年第7期)）；王稼祥在长征路上和毛泽东走在一起，谈论了国家和党的一些问题，商谈了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并在遵义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张闻天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