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分权与创新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并研究了中国财政分权对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994年前后财政分权对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截然相反。1994年前，财政分权对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都是正的，即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区域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1994年以后，财政分权对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都是负的，即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反而不利于区域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本文认为，1994年前后之所以产生差异是因为在不同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行为受到错误信号的激励。市于我国分税制仍然处于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阶段，因此本文认为为了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的提高，有必要从儿个方面來完善和改进分税制：即规范外商投资税收优惠；用税收政策引导和鼓励非国有企业投资于高新技术行业；调整和优化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加强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溢出效应很强的公共服务和产品的支出；规范地方政府税费收入，增加地方政府新的融资途径，加强对地方政府支出的监督。一、导论创新对一国和地区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创新的和途径也就自然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主题。在熊彼特(1990)认为创新于“采用新的产品或产品的新特性、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由此可以看出，所谓创新可以表现为既定资源和要素投入下产出的增加，这对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个途径是生产函数前沿向外移动，意味着总体或潜在生产能力的增加，另一个途径是生产函数没有发生移动，但是由于新的组织形式的建立和管理效率的提高导致资源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提高，从而实际生产能力向生产函数前沿靠近。这两个效应都可以推动一国或地区经济的增长。为了刻画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Solow(1957)首先提出用全要素生产率(即TFP)的概念，它是生产函数中扣除资本、劳动、能源和原材料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后的剩余部分，Solow称之为“技术进步”，实际上它包括了科学技术和制度创新对于生产的贡献。因此，Aigner等(1977)以及Meeusen等人(1977)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了前沿技术进步(FrontierTechnicalChange,即FIO和技术效率的变化(TechnicalEfficiencyChange,即Z3E)两项内容，正好对应于熊彼特提出来的创新地科学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通过TFP分解出的前沿技术进步实际上反映了其他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函数前沿的移动，它强调的是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反的边际贡献率，它主要于科学发明、革新、改进、技术的传播和扩散等活动，因此，RD投入，人力资本积累、产权保护和专利制度、对外开放制度等都能够影响前沿技术进步。技术效率((TechnicalEfficiency,IE)反映了实际生产与最佳生产实践(BestPractice)之间的距离，这说明实际生产一般位于生产函数前沿内的某个点，这个点离生产函数前沿越近，技术效率越高。技术效率通常来自于管理效率的提高和“干中学”以及生产经验的积累，其影响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先进管理方法和理念的引进、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以及各种制度变革等等。因此，技术效率不一定与技术创新活动有直接的关系，技术创新导致潜在生产能力增加和生产函数前沿向外移动同时可能会降低技术效率,这是因为缺乏管理效率和有效的资源配置导致实际生产力相对于潜在生产力更低。近十几年来，中国财政体制的最大变革是财政分权体制的变化，1994年之前财政分权体制是中央政府权利下放大背景下的一项政策内容，1994年后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则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纵观中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多数研究者认为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这些研究用GDP增长率或者人均GDP的增长率来反映经济增长，实际上，这并没有完全反映经济增长的绩效，因为除了耍素投入的增长对于经济增反绩效的贡献，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则将要索的利用效率和配置与经济增反联系起來，因此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经济增长的作用则更具有可持续性。国内外许多文献强调了人力资本积累、对外贸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