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作家作品谈对八十年代寻根小说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理解认识80年代，中国文坛开始一步步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在伤痕文学的控诉、反思文学的思考、改革文学对改革开放时代的抒写之后，寻根文学也登上了文坛。当五四和“文革”十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切断了民族文化的血脉，当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欧美文化以铺天盖地之势涌入国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新启蒙文化语境之下，寻根小说延续了五四文学的余脉，直指人性本身，在广阔的民间和浩瀚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着古老的华夏民族得以在现代世界安身立命的根基，寻找着与世界文学进行对话的语言。一、寻根小说的思想内容寻根小说所追求的是铸造民族灵魂、构建现代文化的的根蒂，这个根深深扎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之中，也深深地扎在广袤的民间。于是广大的寻根小说作家都纷纷潜沉进民间为世界呈现自己最熟悉的家乡那极富有地域色彩的生活图景，在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中，在最朴质的心灵中，反观传统文化的劣根和圭臬。（一）文化渊源在寻根的过程中，不同的作家以不同的经验和出发点，在传统文化之树盘根错节中的寻找到了不同的根脉。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和主流。直到五四，由于反帝反封建的需要，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文化成为了为人所诟病的众矢之的儒家思想经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改造，固然有着“存天理，灭人欲”的非人道的一面，但是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确实在塑造中华民族正气浩然、重义轻利的传统美德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新时期改革开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型期，世风趋利导致传统美德的失落；同时，儒家思想闭塞保守道也阻碍了改革的进程。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两面在寻根文学中都有所反映。在王安忆的《小鲍庄》中，闭塞的小鲍庄是一个浸淫了儒家传统文化的社会，这个小小的村庄充满了“仁义道德”，这里的居民祖祖辈辈不敬富、不畏势,重仁重义。作为小鲍庄仁义化身的捞渣，生来就是一个仁义的孩子，他在全民大饥荒的日子里,节衣缩食,毫无怨言,在捞渣与二小子斗老将时,想到自己赢会伤二小子的心，于是便与二小子调换了“老将”。他想上学,但是却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哥哥文化子。他在劳动时,小朋友谁割的草少了,不敢回家,捞渣一定把自己的匀给他。捞渣的死更是以自己的生命去践行了舍生取义，在洪水之中因救鲍五爷而献出了生命。这样捞渣,是一个没有原欲,没有个人需求,没有憎恶,只被某种信念指挥的老小孩。捞渣作为一个象征物,并不具有美学上的太多意蕴,他是理想美好仁义的化身，但是却不具有作为人的圆融丰满的生命。如果作家对捞渣形象采取的是开掘中的批判,捞渣形象的意义或许会更大些。《腊月正月》自负好胜、观念陈旧的韩玄子表现了狭隘、保守、自闭的小农经济正在成为新的历史变革的阻力，而在小农经济中形成的种种——声望、道德、智慧、重义轻利，在新的社会中显示出它的陈腐、虚弱乃至虚假。道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直，其所倡导的清净无为，以柔克刚一直是中国人失意落破之时的精神避难所，阿城的《棋王》正是对道家思想的推崇。作品中王一生在动乱的岁月里，整日沉拼于棋道之中，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没有去造反，去寻求精神的外在扩张，而是退回内心，安身避祸。“何以解优，唯有象棋”，他寄情于楚河汉界，来躲避纷纷扰扰的尘世，以求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自由。在他的另一部作品《孩子王》中，“我”对别人都很羡慕的教书工作临到自己头上并没有欣喜万分，而是淡然处之;当被辞退后也没有苦恼悲伤，而是安常处顺，泰然从容。在动乱的年代里，王一生们以知足常乐的态度、清静无为的性情来自我排解外界的纷扰，以保持内心的平静和自由，不愿“心为刑役”，抗拒“人为物役”，不能不说是一种智者的态度。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它显示出一种旷达淡泊的艺术人格，而这正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体现。但如果我们从社会政治观的角度来看，这种知足常乐，安时顺世的人生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能不说是消极的。道家的无为专注于个体内心，缺少了对现实世界所存在问题的关注，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欺骗，无法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文化寻根”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