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美学的主体间性——中国传统音乐中人与对象的关系刘承华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人与对象的关系时所具的“主体间性”，指出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正是因“主体间性”才得以实现。接着对中国传统音乐中“心与物”、“人与器”、“人与乐”等关系进行考察，指出这些在西方音乐中属于主客体性的关系，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却表现为主体之间的关系。然后又通过对中国音乐美学中的“和”(本质论)、“传神”(表现论)、“韵味”(审美论)等核心范畴和命题的分析，指出其共同基础也是主体间性。因此，主体间性是中国传统音乐和音乐美学具有鲜明特色的一个重要原因。关键词：主体间性；人与对象的关系；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中国传统音乐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对这特色进行研究是中国音乐美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到目前为止，也取得不少成果，但尚待进一步挖掘的空间还很大。从研究的现状来看以前的那种多停留在音乐形态描述层面的现象已逐渐有所改观，研究者们开始将自己的视线和触角深入到文化层面，以求对音乐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在文化层面的关照中，目前比较多的对是地域音乐与该地区的民俗、宗教、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关联考察，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我们了解传统音乐提供了新的维度和信息。相比之下，对传统音乐的整体考察和高层次的理论关照显得较为薄弱，而这也是同样重要的理论工作。笔者在长期关注传统音乐特性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人与对象的关系时，较多地具有“主体间性”的特质。同时发现，正是这种“主体间性”，才使得众所周知的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精神境界成为可能，同时也就影响了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音乐和音乐美学，并使之获得鲜明的特色。一“主体间性”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其英文是intersubjectivity，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它又可译为主体际性、主观际性、主体(观)通性、主体间互位、共主体性、交互主体性等。这些名称多反映了这一概念的不同侧面或在特定语境下的不同涵义。一个新概念的提出总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的，“主体间性”就是为了解决西方认识论中由于主体性的加强而带来的客观性危机。在西方认识论的发展史中，主客关系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中轴。以这个中轴为线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从古希腊时起，一直到19世纪，西方认识论始终是在主客关系中被描述，虽然自17世纪的笛卡尔开始，主体性的地位不断上升，但仍然保持在以客体性为中心的阶段，认识被理解为是主体对客体本身属性的真实反映。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人们对认识活动本身的了解不断深入，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和意义也逐渐凸显出来。首先在人文科学中开始颠覆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提出解释学的新理论；接着在自然科学中也相继提出“约定说”、“虚构说”和“测不准原理”等新科学观，指出观察者、研究者是不可避免地要介入对对象的描述，揭示了自然科学的纯粹客观性的神话。这种主体性的凸显必然带来认识论的客观性的危机，因为认识的目的是提供知识，而知识之所以为知识，就在于它的客观性，即不依赖于认识者而独立存在的特性。没有客观性的知识只是意见，它不能充当构筑认识论大厦的砖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以前认为的知识都不是知识，而只是意见，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存在什么知识。这里的问题不是出在知识本身，而是出在关于知识的观念，出在对于支撑知识的客观性的认识。以前所说的客观性是指事物本身(或现象)的实在性和确定性，是事物本身所具有(或呈现)的样态。现在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知识中其实是渗透着知识创造者们的许多主观要素的。[①]正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德国的胡塞尔从17世纪笛卡尔的“沉思”哲学和18世纪末康---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德对“物自体”与“现象界”的区分获取灵感，创立了现象学哲学。这个理论对知识的客观性做了新的界定，认为认识的过程不只是对事物本身的原样呈现，相反，是事物通过人的意识而得以建构自身。但知识并不因此失去自身的客观性，因这客观性并非存在于事物本身，而是存在于知识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