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对中国大学治理结构的探索三、学生在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限度1917年北京大学在成立教授评议会时，就有人提出让学生参与到评议会中，但被蔡元培否定，他认为教职员对校务是负专责的，是时时接洽的，“若参入不接洽又不负责任的学生，必不免纷扰”，所以没有同意。[10]P44胡适认同蔡元培的观点，他提倡学生自治的，但不主张学生过度参与学校的管理。大学生在大学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好好读书学习，这是胡适一贯主张。胡适初进北京大学的前后近10年中，学生对学校管理参与过度，引起了学校管理的动荡和学校秩序的混乱，学生对学校管理或教师的讲课稍有不满，便可成为学潮的导火线。因此，胡适特别注重恢复学校的纪律，多次呼吁要加强对学风学纪的管理。1921年秋季北大开学典礼上，胡适在演说中呼吁：“这两年的学界，纪律全无；两年无一人落第，无一人降班，真是大可耻的。空谈提高是无用的；提高须有提高的预备与训练。今后，大学应该注重严格的考试与严格的管理，以养成这种训练。”[13]P61可见胡适是倾向于加强对学生的管理，而不是扩大学生对学校的管理。学生是大学的主体，但学生可不可以像教授那样成为管理学校的主导力量？胡适青年时期所就读的中国公学就是由学生来管理学校的一个实例，“公学的发起人多是革命党人，当学校成立之时，一切组织多含有试行民主政治之意”，其时的“中国公学的组织是一种民主国的政体”，[11]P149而非一个教育的组织。实际上欧洲最初的大学就是由学生来管理，如波伦亚大学学生选举组成的总理事会颁布大学条例，对大学的事务、学生和教授的纪律以及课程的方方面面做出规定并进行管理。但后来波伦亚大学由学生交纳学费转为由市政府出资办学，学生逐渐失去了对学校的控制权力。[12]---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作为一个现代大学，大学生是大学的主体，但在大学治理结构中他们既不是主体、也不可能居于主导地位。尽管学生是教学的直接需要者，一般对教学质量有着值得重视的见解，他们的意见需要予以重视。但是“无论如何大学仍然是一个探究知识的场所，在大学的管理中，只有有知识的人才有资格拥有较大的发言权。”[6]236“关于教育的最后结论，最好留待那些手中握有专业资格证书的人去作：即留待那些经过长期实践、并已由他们的同行根据充分的证据证明能在教学和科研中完成高质量工作的大学教授去作。”[6]P237还是以胡适曾经就读过的中国公学为例。中国公学的管理体制是由学生主导，其负责立法的评议会主要由学生组成。但当时中国公学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其学业质量明显不如胡适以前就读的澄衷。当年中国公学的管理体制是：“过度的民主可能是由不够民主造成的——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6]P237四、独立与自由：大学治理与其外部的关系如果说胡适的教授治校和校长治校的探索，是在北京大学校长的旗帜之下开展的，那么1928年至1930年、1945年至1948年，胡适先后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和北京大学校长，作为一校之长的胡适，面临的一个新难题是如何处理大学与政府及政党的关系。仅以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实践为例。一向主张教育独立、学术自由的胡适一走任大学校长，即正面遭遇了蒋介石的“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当时蒋介石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口号，不仅把共产主义、而且把自由主义也摒除在他的政权之外。在这种高压下，胡适等人为争取教育独立自主和学术自由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在两千年的专制社会中，中国的教育始终从属于专制政治这个主题，在中国实现新式教育，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摆脱专制政治的枷锁，引入教育独立的机制。胡适认为，美国大学之所以能对近代工业革命、政治革命以及科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是因为它有独立的经济来源、独立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所以它不受朝代兴亡和政治潮流的影响，能够不间断地保存遗产和发展新的研究。并且，只有在自由独立的原则下，教育才能有高价值的创造。因此，他主张，政府对于教育只管分拨经费和任免行政人员，对于学校的内部事务、教育过程不应干涉。他提倡教育要独立，他觉得教育若不独立，受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