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特别策划直视恶邻一衣带水的历史宿命发布时间：2012-9-19浏览人数：53本文编辑：高考学习世界从来不太平比起日本人来，中国人对国际政治总是更多了一层玫瑰色的幻想。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郭嵩焘认为：“夫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应之，此理无或爽者。”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进行了会谈。李鸿章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有礼却干脆地宣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即使在甲午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李鸿章还一直认为“日本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当然，李鸿章或许只是言不由衷地玩了下外交辞令而已，但日本使臣赤裸裸地表达出来的见解，却揭示了国际政治的达尔文主义本质。国际政治究竟“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成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理论体系的分野。德国哲学家康德是自由主义（或曰理想主义）的先驱，他将战争视为文明的灾难，呼唤和倡导“永久和平”。自由主义者们相信，理智能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好国家”（比如民主）会战胜“坏国家”（比如专制），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民主的扩散、国际制度的制约等，都会推动世界和平。但遗憾的是，考诸历史，向往和平的占卜者们似乎很少应验过：着名历史学家、《世界史纲》的作者赫伯特·韦尔斯曾在上世纪初乐观地预言：“对于20世纪初的人们来说，战争正迅速成为一种不可能再次发生的事，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但不久，惨烈的世界大战接连爆发。进入冷战后，根据《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在《战争与反战争》一书中统计，在1945~1990年之间的2340个星期里，地球总共只享受了3个星期没有战事的太平日子。东欧剧变之后，冷战结束，“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国际制度和平论”等等一度成为时尚。这些论断，在愿景阐述和道义扞卫方面，都很容易显得“政治正确”。但是，铁幕的掀开却并没有减少战乱的发生，更没有减少大国对峙、竞争的势头。美国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悲天悯人地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悲剧本质：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无论国家“好坏善恶”，都别无选择，只能为了权力而相互竞争和厮杀，这是一种零和博弈。他因此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形成对峙和相互威胁。而在我看来，在中日这东亚两强之间，也必定要面对同样的历史宿命。冲突是国家的本能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即使初衷只是为了防御），结果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而这些冲突，与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体系毫无关系。国家无所谓“善恶”之分，无非是“型号不同的台球”而已，本质上都按照同一逻辑行事。那种将对手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另类，只是国家在给自己以现实主义采取实际行动时，包裹上一层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外衣而已。也就是说，“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出现了分歧。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促使国家维持现有的均势，而不提供任何寻求权力增生的诱因，守住权力是国家的主要目标。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安于现状的国家，一国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为“损人利己”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不进则退，弱肉强食。无论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都认可不安全感在国际事务中是普遍存在的。“安全关切”像是一个魔咒笼罩在防御方和进攻方身上：进攻者为了安全而进行扩张，防御者为了维护安全而拒绝退让。无论这两种理论如何分歧，无论国家是为了维护既得权力还是追求更大权力，这都必然导致了国际冲突。基于现实主义理论的“中国威胁论”，便与那些躲藏在意识形态糖衣下的“中国威胁论”有了本质区别，它直指问题的核心：一山难容二虎，大国冲突就是利益冲突，而不是什么正义与邪恶的抗衡。这样带有浓厚历史宿命色彩的论断，揆之中日百年情仇，也能得到充分的验证：两大东亚强国，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