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面板协整分析的外资与外贸关系研究周玲+张媛[摘要]文章基于1984—2013年30年的外资与外贸数据，使用面板协整等面板时序方法对我国东、中、西部以及全国水平的外资与外贸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东、中、西部以及全国水平的外资与外贸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从长期来看，全国层面和东部地区外资与外贸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从短期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外资与外贸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通过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得出外资对外贸有促进作用，但促进作用差异明显，东部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西部次之，中部最小。[关键词]外资；外贸；面板协整；Granger因果关系[DOI]1013939/jcnkizgsc2017112821引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从制度上，逐渐放宽了对外商投资的限制，再加上我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许多大型的投资公司纷纷进入我国投资，与之前相比，跨国公司投资规模有显著的提升，这就给我国带来了先进的经营战略、清晰的发展目标、多样的投资方式和深度的投资领域，特别是对我国进出口的促进作用发生了显著变化。从1984年到2013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由126亿美元上升到118721亿美元，外贸总额由535亿美元上升到415899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外贸呈现出双高增长的态势。2015年12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就意味着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之一，在国际市场上，人民币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认知大幅度地提升。加入SDR，成为了我国对外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二者之间的联系会进一步加强。那么在高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外资与外贸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对外资与外贸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第一种是以俄林（OhlinBG）与RA蒙代尔（RAMundell）[1]为代表的贸易替代论，该理论认为国家间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其在国际间转移的根本原因，Beldelbos和Sleuwaegen（1998）、Brainard（1997）、Stone和Jeon（2000）等学者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第二种观点是以小岛清（KKojima）为代表的贸易互补论，该理论认为对外贸易和投资之间是相互补充关系。部分学者研究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外贸的单向促进作用，如陈继勇（1992）[2]、刘恩专（1999）[3]、邱立成（1999）[4]、谢冰（2000）[5]等。还有学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外贸的双向促进關系，如崔春华（1993）[6]、向铁梅（2003）[7]、林鸾飞（2012）[8]等。从前人的研究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不能简单地一言以蔽之，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现有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的不足：第一是研究问题的角度缺失，现有研究的视角多是集中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一方，从流出国视角进行的研究较少；第二是现有的研究多是使用传统的例如ADF、PP单位根检验等时序分析方法由于“势”过低，所以检验的结果缺乏稳健性，导致得出的结论可信度较低。本文在获得我国东、中、西部各省数据的基础上，使用面板时序方法，对全国水平以及各区域的外资与外贸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期得出更具稳健性的结论。2实证分析21数据说明211数据来源为了达到各区域之间进行对比的目的，文章以国家统计局口径为标准将中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由于西藏与青海获取的数据缺失值较多，因此本文的研究将这两个省份剔除。文章选取1984—2013年共30年的数据，选取各省份经营单位所在地进出口总额作为外贸指标，各省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作为外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4）》和万德数据库。212数据处理首先，统一货币单位。只有统一了货币单位，数据之间才是可比的，这就需要利用各年度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中间价，将两个变量的货币计量单位统一；其次，对变量进行不变价处理。使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ZJTZ，使用消费价格指数对各省份经营单位所在地进出口总额JCK进行不变价处理，调整为以1984年价格的不变值；最后，对不变价格数值进行对数处理，分别记为LZJ和LJ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