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与“国际通则”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浦兴祖随着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突破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与组合，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在此背景下，中国继续强调要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与此同时，中国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决意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全面遵从经济运作方面的国际通则。一个是建设“中国特色”——“特有”、“特殊”、“特定”之“特”，一个是遵从“国际通则”，——“通行”、“通用”、“通适”之“通”。两者形似相悖，实为相通。本文试图从宏观上考察与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加深理解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及其与全球发展之关系。主要观点是：建设“中国特色”，不能不实行对外开放；实行对外开放，不能不遵从“国际通则”；遵从“国际通则”，不能不加快政府改革；加快政府改革，有利于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一，建设“中国特色”，不能不实行对外开放。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即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等重要思想，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尽管当时还没有正式提出“中国特色”这一概念，但那次探索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寻找“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适合中国的路线”［1］。后来，中国的发展进程经历了重大曲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等领导人在深刻反思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加坚定地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的路，并且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现在，中国正全力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显然，提出“中国特色”，逻辑地包含着对中国“特殊”（“特有”、“特定”）国情的强调。但是，这种对“特殊”、“特色”的强调，有着特定的针对性。略知当代中国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苏联模式”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影响。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权力过分集中。实践证明，它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充分发展。毛泽东、邓小平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强调“中国的路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针对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特别是在邓小平看来，为了加快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全面发展，就必须通过改革，摒弃与超越“苏联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在各个领域中的改革步步推进。以经济领域为例，“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正在改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单一的“按劳分配”正在改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正在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明显地具备了一系列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与推行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相同步的还有“对外开放”。——不难理解，强调“中国特色”的本意，决不是要以特殊的国情为由，自我孤立、自我封闭起来，与世隔绝。相反，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实行对外开放。因为从归根结蒂的意义上讲，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加快中国的发展。而在现代世界上，中国要加快发展，就不能不加强与国际的联系。这一点，毛泽东也是意识到了的。他曾主张抛开意识形态的分岐和社会制度的差别，采取果断而灵活的政策，积极争取与各国发展贸易往来。[2]——至少在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以前是这样的。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3］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们曾宣称，已经做到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１９７４年，国家外贸部---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干脆申明：“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同外国共同开发本国或其它国家的资源；根本不会同外国搞联合经营，根本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国的贷款”［4］。这就从根本上把社会主义与“对外开放”对立了起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