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一代”的代际人生作者：裴毅然1949年大军进城，全国青年学生唱起《延安颂》——“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延安在全国青年心目中既神秘又圣洁，令他们无限向往，心醉神迷。1949年以后，“延安出身”成为新社会的入门券，“延安一代”成为新中国知识界的主导群体，他们在将马克思主义带进城的同时，也成为红色意识形态的掌门人。“延安一代”全面接班“延安一代”指大致出生于1900—1925年之间的红色知识分子，他们于抗战前后进入各根据地或加入中共阵营。上世纪80年代，党内将延安时期（1935—1948年）视为“黄金时代”，也将延安一代称为“黄金一代”。中共元老李维汉说：“现在有些同志把延安的这段时间称为‘黄金时代’。”延安时期，延安一代中的精英陆续进入枢要，参赞军机，成为中共各要角秘书，跻身“梯队”。先后进入政坛高层的“青年学士”集团成员有：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黄华、廖盖隆、李锐、邓力群、吕振羽、宋平、廖鲁言、曾涛、王任重、蒋南翔、邓拓、艾思奇、孙冶方、范长江、姚依林、王鹤寿、马洪……“文革”时期，延安一代已多人进入政治局：华国锋、纪登奎、张春桥、吴德、江青、叶群；部长一级有乔冠华、何东昌、钱正英、熊复。还有名噪一时的王力、关锋……“文革”后，1981年中组部统计3900万党员，1949年10月前入党的仅6．8%，多已升入中高层。1982年十二大后，万里、胡乔木、姚依林、方毅、乔石、田纪云、吴学谦等“一二?九”一代进入政治局；李锐、蒋南翔、谷牧、王丙乾、胡绳、崔月犁、杨静仁、芮杏文、阎明复、邓力群、许家屯、朱穆之、朱厚泽、穆青、贺敬之进入中委，开始全面接班。1987年十三大，正式整体接班，粤闽琼等各省首长亦多出自延安一代：任仲夷、项南、吴南生、梁湘、高扬、池必卿……此外，还有中央各部门首长于光远、胡绩伟、曾涛、李普、曾彦修、刘顺元……正如宋元影响明清、明清影响现代，延安一代不仅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并将继续影响21世纪的中国。就是“延安故事”也传播甚远。岁月飞逝，如今延安一代已整体走进历史天幕的褶皱，无论如何，他们的“演出”结束了。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他们在舞台上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还有他们的爱恨、希望、迷惘、悔恨、叹息……一代人走的路应该浓缩为历史的坐标，一个智慧的民族应及时蹲察前人的脚印。从历史经验获取角度，对前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判认，总是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人文高度与认知水准；研究代际差异，不仅能清晰丈量出时代前进的距离，亦可汲取继续前行所必须的历史经验。中共军政胜利的重要组织保证人的因素第一，若无延安一代集合在“毛泽东旗帜”之下，中共便不可能在抗战后获得山呼海啸般的集团力量。延安一代是中共军政取得胜利的组织保证。1944年5月毛泽东说：“我们在抗战初期只是一个很小的党和一个很小的军队……1935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7000人，成了‘皮包骨’。”抗战之初，红军组建的八路军、江南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加起来总共才五万余人，白区更是微如星火。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供称：“共党现有干部全国不过二百人，在莫斯科者亦不过二百人，人才极感缺乏。”1934年北平地下党遭受重创，只有几个党员，已无党的组织；“一二?九”运动之初，北平全城只有9名党员，加团员也只有20人左右，四川地下党直至1936年秋尚未恢复组织活动。从队伍构成上看，仅有来自山上的“枪杆子”，缺少来自亭子间的“笔杆子”，只有“力”没有“理”，也无法“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1928年7月8日，江西省委在《江西工作近况》中称：“……感着知识干部分子缺乏之恐慌了，各地秘书之缺乏，苏维埃政府写布告都没有人，这也是江西工作的困难和缺点。”1928年10月，毛泽东在苏区大会上说：“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1939年的延安“一二?九”纪念大会上，毛讲道：“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在读到香港乔冠华的国际评论时说：“乔的文章顶得上两个坦克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