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纵容轻视他人权利的立场3月15日，近50名作家联名发表《“3·15”中国作家讨百度书》。读到这篇激情洋溢而又不乏理性的文字，我首先想到的是2002年访美期间遇到的趣事：为了回馈我的礼物，美国教授科布送了我本薄薄的小书；当我开玩笑地表示要另一本较厚的专著时，他连忙直率地表示：“你可以到书店买一本。”科布并非小气之人，曾将自己的豪宅捐给慈善组织自己则搬到俭朴的退休公寓中居住。如此慷慨大度的人为何在乎区区一本书呢？后来，我果真到书店买了那本价格不低的书。科布知道后很高兴，坦言他会因为我的行为获得较高比例的版税，认为这是对他劳动成果的承认和尊重。在听老先生如是说时，当时还常常“耻于言利”的我接受了一种明晰的观念：文化人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得版税是完全正当的权利，完全不必“犹抱琵琶半遮面”。随着对西方知识分子史的研究，我弄清楚了这种理念的诞生踪迹：在市场经济体系确立之前，西方知识分子或为宫廷教师，或为贵族的秘书，或为贵夫人的情人，基本上处于依附状态；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西方知识分子才打响了谋求自治的独立战争；从17世纪开始，西方的报刊和图书出版业渐趋发达，知识分子可以直接以自己的知识生产获得报酬，甚至过上体面的生活；原来只能处于寄生状态的他们从此普遍走向独立，人类则迎来了伟文本层出不穷的时代。正因为如此，包括科布在内的西方知识人才对版权和版税问题如此敏感。由此反观百度和网民的侵权行为，网民不难发现其观念上的滞后：在未付费的情况下，网民依旧上传文稿，反映了不尊重知识劳动的态度；百度没有设计出检查、过滤、制止侵权行为的系统，同样敞开了轻视他人权利的立场；相应法规的缺席更说明相应权利还处于无保护状态。普通网民和上市公司的行为如此不谋而合，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据我所知百度的创始人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有兴趣在文库中上传小说、散文、传纪的网民也大都出生于上个世纪50—70年代，这可能并非巧合。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中国爆发了一场以蔑视知识为特征的“革命”，其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曾响彻共和国的上空。1966年6月，作家的稿酬被革掉了。在以下的10年时间里，他们只能无偿地写作。直到1977年，中国才恢复了稿酬制度。在这个阶段出生并长大的人，恐怕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那种氛围。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观念：知识本应为“人民”（进步阶级）服务，不应该成为获利的手段。1958年9月29日，张天翼、周立波、艾芜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建议减低稿费报酬》一文，完整地表达了这种知识观：我们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作家，是不会为稿费而写作的，一定能够在全国人民向共产主义社会大跃进中，一心一意创造更好更美更完善的共产主义的文学……这样一来，长篇巨著，一定会大量地涌现出来。我们敢预言：文艺创作真正繁荣的时代业已到来了。不幸的是，在取消稿费的十年间，中国知识生产走向了繁荣的反面。同样不幸的是，失去稿酬收入的作家和学者只能依靠为他们提供工资的体制，其知识生产完全受制于国家意识形态和行政体系（如张天翼、周立波、冰心等人享受正局级干部的待遇）。在这种依附状态下，作家和学者难以自由地从事知识生产，当然无法提供好的精神产品。到了1977年以后，中国恢复稿酬，开始重新尊重知识人的劳动，我们的知识生产才有了起色。到了21世纪，大陆出版业日益繁荣，郑洁渊和韩寒等作家因为有了丰厚的稿酬收入而独立于体制之外，真正站了起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不尊重知识的遗风依然存在。互联网虽然是新新媒体，网民虽然是公民中热爱高科技的人士，但不少参与网络文化建设的个体和公司依然延续了蔑视他人权利的行动惯性。上网“免费看电影、电视剧和小说”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恰是为了满足这种心理，许多人不解决版权问题便上传文稿。大多数上传者并不能通过自己的行为获益，还以为自己做了普度众生的好事。然而，知识固然可以普度众生，但其获得要经过恰当的程序，否则，获益者就会成为事实上的盗窃者。百度公司利用这种滞后的公众心理扩大自己的浏览量，不但为偷窃者提供了“基地”，而且本身也沦落为作家眼中的“恶物”。别人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