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早期科学的引进回顾明清时期中国科学翻译的历程_李大凯2022年第10卷第22期产业与科技论坛从中国早期科学的引进回顾明清时期中国科学翻译的历程□李大凯传统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关系是今天科技史和科学哲学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明清之际二者的剧烈碰撞与交融更是引发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回顾这一重要时期科学翻译的历史对我们理解“近代科学如何走进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应该缅怀的是那些为此做出贡献的中外学者。科学引进；明清时期；科学翻译李大凯（1973．10），男，辽宁朝阳人；天津中医药大学社科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作为知识的载体，书籍文本对于文明传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电子技术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使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进入一个无纸化的时代，但是在信息传递水平极端落后的古代，不借助于书籍的形式，将科学这一西方文明的成果引进中国简直是不可能的。明代科学引进的先驱徐光启有言：“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这十六个字点出了其后几百年中国科学引进与发展的主线，也道出了译书作为科学引进的第一步的重要性。没有科学著作的翻译成书，科学的引进与传播无从谈起。而且，译书作为一系列科学传播活动的重要开端，对其后的科学传播过程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始于十六世纪末叶的科学翻译是与基督教的传教活动相伴而生的。十六世纪初，由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领导的宗教改革方兴未艾，新教不仅控制了从前属于旧教势力范围的西欧和北欧，还将教徒发展到了北美。正式成立于1540年的耶稣会（SocietyofJesus）为了维护天主教的威信，在夺回失去地盘的努力失败后，不得不改变策略，向包括东方在内的新地区发展，以争取新教徒，恢复中世纪天主教的势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批的传教士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以科学和奇器为交好的敲门砖，借传播科学之名行引人入教之实，客观上把科学带到了中国，明清两朝翻译的西方书籍中宗教类书籍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也证明了这一点。正如耶稣会士巴多明（D．Parrenin，1665－1741）所言：“为了赢得他们（主要是指中国的知识阶层）的注意，则必须在他们的思想中获得信任，通过他们大多不懂并以非常好奇的心情钻研的自然事物的知识而博得他们的尊重，再没有比这种办法更容易使他们倾向理解我们的基督教神圣真诠了。”后成为耶稣会中国传教会长的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在1605年5月10日写给罗马的报告中更为明确的说：“现在只好用数学来笼络中国的人心。”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如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deYasuyXavier，15061552）等人因为明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而被拒之于国门之外。直到1580年，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aelRuggieri，15431607）行贿两广总督才得以在肇庆建立第一所教堂。1583年传奇人物利玛窦来华，买通宦官于1601年觐见神宗，以万国地图、三棱镜、自鸣钟等奇器博得欢心，神宗“嘉其远来，假馆授粲，给赐优厚”，获准在京建立教堂。从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科学翻译大发展的时期开始了。其间才俊辈出，许多西学重要学科的引进都是在这个时期开的先河。难能可贵的是，晚明的国运不济、中国传统科学和西学的矛盾以及随后的“鼎革之变”并没有给科学的引进带来灭顶之灾，相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1644年，顺治在京登基。汤若望为获清廷信任，将更名后的《崇祯历书》进呈顺治，受到重用，被任命为首任钦天监监正。康熙亲政后，对西学产生浓厚兴趣并刻苦钻研，十分重视翻译与编纂西学书籍，这一时期基本保持了明末徐光启时代西学东渐的势头，传教士与中国学者一起编译了不少西方科学著作。据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略》统计，仅康熙一朝所译刊的自然科学书籍就有42种，约占1607年《几何原本》译成到1733年雍正继位期间译书数量的三分之一。来华传教的著名传教士在70人以上，包括龙华民（NiccoloLongobardo，15651655）、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罗雅谷（JacobusRho，15921638）、汤若望（JohannAdamSchallvonBell，15921666）、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戴进贤（IgnaceKogler，16801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