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前期的改革并非“无为而治”沈祖伦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几次对我说，他们搞口述史，希望我能说点什么。我同他们说，当务之急是抓紧征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特别是前十五年的历史资料。趁当时亲历的领导人和关键的知情者大多健在，抓紧请他们说说，把这段历史留下来。不然，过一段时间会有困难。可能，持这种意见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所以党史研究室很重视，就有今天的座谈会。这个会我想可以是漫谈会。通过漫谈互相启发，唤起回忆，自然地集中到一些题目、线索。然后由党史研究室有目的地跟踪找一些人访谈。我想可以各人说各人的，不强求统一，不要求有什么结论。我的理解，口述史无非是把大家的记忆留下来，作为历史的素材。今天，我想说说时下人们谈论浙江改革前期历史的某种说法，觉得需要商榷。因为研究总结这段历史的多是年轻的同志。而当时亲历的领导人，有的没有去关心这段历史的总结，有的由于某种原因不太愿意主动去澄清有关情况。这种说法就是认为，浙江改革是群众自发的产物，是浙江省各级领导对改革采取听其自然、不干预态度的结果，把浙江改革前期的领导，归结为所谓“无为而治”。也有人从文化因素解读人们所谓的“浙江现象”，这原是很好的。但他们偏重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上层文化的影响，对于深刻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生活习俗中的近现代工商传统研究发掘显得不够。他们尤其忽视了浙江改革发展中最直接起作用的，建国以来在骨干队伍中形成的“注重民生、崇尚实际”这一精神文化传统。因而也不能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我说过，不管哪里的哪一项改革，只靠群众自发，没有领导，是不可能成功的。即如包产到户这样的事，群众自己分土地，没有生产队干部、会计的参加，没有人算账，没有公道的人订方案，怎么行?土地有好坏、远近之分，有多少个等级。正如农民说，“猪头猪脚爪”要合理搭配。家庭承包后耕地的细分化，每户人家分得的土地为什么会有七八块、十几块之多?就是因为必须合理搭配，不然要打破头。还有分山，更是困难。浙江又是多种经营发达的地区。有的专业性生产不好按人平均分包。拖拉机、加工运输机械，拆零部件分掉，那不是破坏生产吗?还有规模养殖等，你只能搞专业承包。这些都比较复杂。至于其他改革，如企业改制，更需要有领导、有秩序地去进行。那不知经过多少次领导试点，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完善，也不知经历过多少次曲折，经历过来自同级的、高层的多少干扰，才逐步推开，得以有今天。浙江改革初期，从农村家庭承包说，在全国不是走在前面。这有客观原因。因为改革的直接动因源自农民的日子难过，而浙江不少地方相对说，农民的日子比别的省要稍好一些。所以我省几个主要领导人开始不赞成包产到户。我那时在下面，起初对维护集体经济、公有制的立场，也很坚定。但是这个情况后来有变化。特别是包产到户在一些贫困地区、在浙江的周边省突破以后，事实教育了我们，懂得了农业家庭经营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的普适性。包产到户在温州，当时是袁芳烈同志违背省委主要领导的意志，以分管副省长的名义压着温州地委领导首先突破。以后又有厉德馨同志在金华、衢州地区相继推开。这是在浙江的欠发达地区。至于发达地区的家庭承包，情况复杂，统一思想难度也大。但是经过努力，特别在中央领导的指引下，终于也在杭嘉湖宁绍等地推开。而且工作做得比较细，生产力得到较好的保护。家庭承包责任制本身，在适应不同地区、不同生产经营特点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完善。家庭承包在浙江的推行，总的说经过省委内部认真的思想交锋、统一认识，这个问题还是解决得比较好，为浙江农业、农村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制度基础。浙江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是从1983年开始。也就是从王芳、薛驹同志主政浙江开始。作为改革的动因，群众要改变困难的现状，有自发的要求，这一点浙江与其他省基本相同。这是基础，是改革的群众条件。但只有这一点还不能决定问题的全部。就是除了群众条件，还要有领导的条件。而对于改革的领导，据我的比较研究，觉得浙江与有些省存在一定的差别。首先是改革的领导思想。浙江把市场取向的改革作为目标和方向，在全国比较早。这当然得益于全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