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的写作与当代史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薪火传递的文化使命。中国当代史虽然历时不久，但期间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却是“三千年未有”的大格局。置身在这个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人们，所经历的人生起落之大，悲喜情感之强，具是后人难以想象和体会的；同时，由于这是一段在跌宕起伏中疾行的历史，历史场景变动频繁，过程激烈，也不免会给后人留下许多空白。所以，中国当代史的存史活动极为重要。当代人要写当代史，首推应是回忆录的写作。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将亲身经历的历史，所见所闻的人与事，所感所受的情与理，以回忆录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是丰富我们民族记忆的极有意义的事情。每个历史的经历者都有为后人存史的道德责任。回忆录的写作，有“公撰”、“私撰”两种。“公撰”是有组织的集体写作方式。撰者一人的叙述，有一班人马帮助记录整理，查找核对资料，分头撰写成章。因是组织行为，资金宽裕，档案材料使用比较方便，在事件叙述上具有原始资料的权威性，同时叙述方式上最讲政治，也比较拘谨。但这类回忆录，忌讳最多。一旦牵扯到事主的历史作为，则都是相当敏感的，往往不免隐恶扬善，文过饰非，挟加私笔。这是读者不得不格外留心的地方。“私撰”完全是个人化的写作。因是撰者亲历亲为，文责自负，忌惮较少，思想放得较开。而且因为所述之事，情感真切，印象深刻，可以提供具体的细节，所以在叙述上多是以情节生动、描写细腻见长。坊间流传热销，多为此类。但由于当事人缺乏原始资料的参考，记忆的错讹之处在所难免，且个人写作动机各异，表达能力高下不同，所以质量差距很大，存史的价值高低有天壤之别。存史首先须有历史的公器意识。各种回忆录中，作者的撰写动机如何，直接决定其存史的价值。那些旨在塑造自己生前身后名的回忆录，功利性极强，涉及历史必然是曲笔，涉及自己必然是溢美。如果相关的几部书对照起来看，当下就会发现其中诸多矛盾，遑论后世人们还会自有公论。所以，这种个人功利目的性极强的回忆录，并不能承担传世的历史价值，日后随着社会生活透明度的不断提高，公共话语范围的不断扩大，必然最终是要淡出的。回忆录毕竟是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存史方式。即使是从对历史负责的愿望出发，作者也会有意无意地出现撰述的误区，仍会有涉及人事上的避讳之处和对自己当时言行的撇清之举。历史的大关节处清楚，未必在小关节上也清楚。这种事情在回忆录中是非常普遍的。甚至一些文情并茂、真实可信的佳品，也是在所难免。韦君宜的《思痛录》，是笔者认为近年来写得最好的回忆录之一，但个别细节也有不实之处。书中所述1943年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李锐和范元甄、黄华和王龙宝、魏东明和冯兰瑞”三对夫妇因运动离异。冯兰瑞最近著文说，这三桩家庭变故，恰恰全不是因为运动，而都另有隐情。由此可见，求真不易，存史亦难。就回忆录而言，要如实地记录自己，坦露一生心路历程，这是把自己放到一个公共的手术台上，当众自己解剖自己的事情，很是不易。像卢梭《忏悔录》那样，具有严酷的灵魂拷问能力的大彻大悟者，古今中外能有几许？平心而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多少都会有当事人自我合理化的成分在里面。这种自我合理化的要求，是人性使然。人们对曾经历过的尴尬事，为摆脱懊恼和忏悔的长期煎熬，求得心里的安宁，是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相对合理性的解释的。差别仅仅在于，这种自我合理化产生的撰述误区，是有心为之，还是无心为之。有心为之，长此以往的自我蒙蔽，就会把谎言当作事实。无心为之，能够在事实面前保持住一份自我反省的清醒，能够在真假美丑的边界上把持住是非曲直的道德底线。所以在存史中出现误差时，两者的态度判若云泥。在回忆录中表现出来的自我合理化的因素，在主观上有自我解脱的需要，在客观上有着时过境迁的记忆误差。从横的方面看，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现场，都是整体过程中的一个断面，印象深刻的是一些具体事件和个别情节，所以在回忆往事之中还必须具有一种历史整合的能力，否则我们个体记忆的历史印象是支离破碎的。从纵的方面看，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社会的价值体系已经与过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是非评价标准也有了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