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潮的时代特征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歌的勃兴，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的传统爱国精神，但它与历史上的爱国诗歌有所不同，具有明显的晚清时代的特点。（一）从国家人民的立场出发，揭露侵略者与投降主义，表现出了近代爱国主义的特色。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不少爱国诗人，突出的如南宋的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创作了大量的爱国诗词。但他们处于古代封建社会，其爱国常常与忠君密切相连，反映了古代爱国主义的特点。但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歌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作者大多以国家的疆土与人民的生命为着眼点，而不是以维护一家一姓利益为目的。故诗人在涉及外国侵略及统治者投降妥协时也不是从皇权、帝业的角度，而是从民族国家的立场进行抨击。如顾煚（激ǒng）在《壬寅夏纪事竹枝词》中谴责投降主义的军官时说:“畏惧蛮夷总逡（qūn）巡，不思护国不全民，但知一味糜军晌，不饱宦囊有几人?”无名氏《戊戌感事十八韵》揭露邀宠求荣的官僚说:“希旨谁知固宠荣，全抛国计与民生。”许多诗人不但没有去“颂圣”，而且把揭露矛头直指清廷决策者与皇帝本人。如谭莹《即事志感》指责执政者偷安说:“金币输回讫（qì），燕云割契丹。庙谟勤远略，应未喜偷安。”诗人们在揭露投降主义时，恃别愤恨于统治者签订丧权条约割地、赔款，出卖人民利益以求荣禄，从而表现出近代爱国主义的特色。如无名氏《京口驿题壁》指出:“魏绛和戎偏易土，弘羊富贵转伤财……黎庶脂膏军士血，染成丹顶位三台。”鲁一同在《重有感》中沉痛地指责赔款割地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弓矢临边恩数异，金缯误国古今同。如何更卖卢龙塞，从此东南锁钥空”。有些诗人明确认识到这时割地于帝国主义，与历史上让地于边区民族有很大不同。如莫友芝指出:“卧榻事殊南越远，可容鳞介溷（hùn）冠裳。”(《有感二首》)这种揭露也表现近代爱国主义的时代特点。这时的诗人在描写将士英勇作战与抒发个人爱国激情时，也大多基于国家、人民的立场所以在用语上也表现了这一特色。陆嵩凭吊沙角阵亡将士时说:“仗剑空忧国，临危尚请兵。将材容易得，涕泣独捐生”。(《纪事》)王子春瞻拜烈士墓时，表达爱国豪情说:“壮夫义气要求伸，从来为国不顾身。海边已为成仁地，又见田横五百人。”(《读邸钞有感》)。禁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虽受投降派排斥，为皇帝贬滴，但爱国爱民之心不变。他在诗中表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张仪祖指责清廷流放林则徐说:“江都设蘸酬苏轼，海上投兵哭李纲。竿下金鸡原不远，只愁爱国鬓先苍”(《咏史十首》)。总之，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歌，其爱国主义与“忠君”较少联系，能从保卫国土、捍卫民族与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进行揭露与歌烦表现出近代爱国思想的特点。(二)重视人民力量，强调广大人民群众在反侵略斗争中的主导作用，表现了新的时代意识。中国古代诗人多为士大夫，他们与广大人民联系较少，对人民的力量与本质认识不深，对起义与反抗的人民常横加指责。即使在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作中，人民也大都作为同情的对象，很少能表现出他们爱国反侵略的热情与力量。但在鸦片战争时期的诗歌中则不同，诗人从实际的反侵略斗争实际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与精神，因而大力讴歌。张维屏不仅在《三元里》诗中描写了广州市郊三元里人民同仇敌忾反侵略的事迹，而且指出“夷兵所恃唯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朱琦更明白地在《感事》中指出:“昨览檄夷书，疾声恣丑诋。忠义乃在民，苟禄亦可耻”，并直接提出组织人民打败侵侵者的方法:“古人重台慕，乡团良足倚。”陶梁在《感事》中大力歌颂广东人民在保卫国土中的重大作用说:“要筹蔽海牢山策，难得擎天拄（zhǔ）地人。……丹鸡白犬辞空费，第一干城仗义民。”陆嵩与朱琦一样，都主张依靠人民来打败侵略者，他在《赠龚蓝生照琪大令》中明确指出:“贼如再来集我民，结以金帛输以诚，自保乡里卫妻子，何忧众志难成城！”诗人们还常常将官军与人民、庸儒大臣与忠义之士、将与兵进行对比，通过对比肯定人民与广大爱国士兵的力量与决心。谭莹指出:“本来兵不如民勇，各拌（pān，舍弃）家同赋国疡”，“刀耕火种人思战，谁忝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