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建设：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优选之路【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优选之路，应在全面总结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和实践创新，逐步由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政治发展转移到通过政治文明建设促进政治发展的轨道上来。这种转变，不能简单地视为提法的改变，实则是中国政治发展战略重心的转移。这种转变将给予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关键词】政治文明/政治发展/新世纪/中国口从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分歧。由于中国釆取的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政治发展的战略，因而这种分歧集中表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上。综合20多年来讨论的情况,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所谓“同步论”。这种观点认为，一国的政治发展，应该同步于甚至超前于经济发展，用民主化去推动并保证经济的现代化。其二，所谓“先后论”。这种观点认为，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只能走先实现经济现代化后实现民主化的道路。其三，所谓“寓于论”。这种观点认为，由于中国的特殊---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国情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的政治发展应釆取“寓政治体制改革于经济体制改革之中，融政治体制改革于经济体制改革之内”的战略。其四，所谓“适应论”。这种观点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做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在目的和性质上同一，在方向和内容上一致，在进程上大体同步。如果将上述观点分别放在其特定的语境中去分析，似乎都有其合理性，都称得上某一视角上的“优选之路”。然而，如果站在人类政治文明和中国政治发展的总进程的角度去审视，上述观点似乎又都称不上真正的优选之路。实际上，仅就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或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来看，并没有绝对优选之路，只要符合本国实际情况就是最好的选择。西欧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也不是一种类型，而是各种不同的因索在各国特定的组合。“在英国，主导的因素是工业化，它促使产生民主化，许久以后又促使产生科层化。在法国，主导因素是科层化和民主化的综合，工业化则是以后才到来的,其影响力也较小。在普鲁士（德国），则是科层化和工业化相结合带来的现代化，民主化始终是缺乏的。”（注：［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页。）可见，单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上去寻找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优选之路，可能找不到理想的答案。本文认为，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优选之路，应在全面总结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和建国50多年来政治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和实践创新，逐步由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政治发---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展转移到通过政治文明建设促进政治发展的轨道上来。（一）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长河上看，政治改革必须结合政治建设去进行，通过政治建设来巩固政治改革的成果。翻开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史，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事实：大凡成功的政治改革（包括政治革命），都是以政治建设的成果而彪炳千秋的。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德拉古改革之所以称为雅典城邦民主化进程的先河，主要在于这次改革为雅典民主制建设提供了基本的轮廓。公元前5世纪的梭伦改革，也是以颁布“解负令”和设立400人议事会等建设性措施而为和平发展民主政治奠定基础的。至于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形式上是以破坏旧制度为特征的，但实质上也是建设性的。马克思在论及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时指出:“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1页。）这就是说，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功绩主要不在于打破了欧洲的旧制度，而在于建立了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新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典型事例足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