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刑事立法移植苏联模式考一、引言与其他法律领域一样，新中国的刑法也是在彻底否定旧法统，抛弃民国时期形成的大陆法系刑法模式，转而接受苏联的刑法理论，学习苏联刑事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开始起步的。新中国成立不久，1949年12月至1950年11月，中央政法干部学校顾问、苏联法学家苏达里可夫和贝可宁，应邀为中央政法系统各部门的干部开设了共15讲的系列讲座——《苏维埃国家和法律的基础》。其中第9讲即为“苏维埃刑法”。[1]在此讲座中，苏联专家具体介绍了刑法的阶级本质、苏维埃刑事立法概况、犯罪的概念及刑罚的概念和目的等基本问题，并阐述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刑法在这些基本问题上与资产阶级刑法的本质差异。同时，从1950年开始，苏联开始向中国人民大学及其他部分政法院校派遣法律专家，担任包括刑法在内的各法律主干课程的授课教师。这自然对新中国的刑法教学产生影响，当时一些政法院系所开设的刑法课程主要就是系统地讲授苏联刑法。此外，中国也向苏联派遣法学留学生，赴苏联的莫斯科大学及列宁格勒大学等学习包括刑法在内的苏联法律。如北京大学的甘雨沛、中国政法大学的曹子丹、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曾庆敏，就是当时赴苏学习刑法的留学生。这种主动的“请进来”、“送出去”的措施的实施，表明了新中国积极学习苏联刑法的姿态和愿望。50年代初期，苏联的刑事法规也被不断翻译为中文。其中，最系统的是1953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印的《刑法资料汇编》的第1辑和第2辑。此两辑汇编都是苏联的刑事立法资料，前者包括《苏俄刑法指导原则》（1919年）、《苏俄刑法典》（1922年）、《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基本原则》（1924年）、《苏俄刑法典》（1926年）及《苏联刑法典总则（草案）》（1950年）。后者包括苏联及苏俄刑事单行法令130余个，具体分为关于修改苏联及各盟员共和国刑事立法基本原则的法令、关于适用刑罚方法的法令、关于适用假释的法令、关于废止适用最高刑罚方法（死刑）的法令等21个部分。此两辑资料汇编几乎网罗了50年代以前苏联各个时期的所有刑事法典和法规、法令。虽然同时翻译汇编了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典，但苏联的刑事法规是最多、最全的。除积极翻译苏联刑法典、相关刑事立法资料外，50年代还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苏联刑法著作。其中，大东书局于1950年出版的《苏联刑法总论》（上、下册）[2]及法律出版社于1955年、1956年分别出版的《苏维埃刑法总则》、《苏维埃刑法分则》[3]，因由权威机关编著，且内容详尽和系统，因而不仅在---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苏联本国有较高的权威性，而且翻译成中文出版后在中国也有很大的影响。此外，1956年创刊的《政法译丛》是当时专门刊载外国法论文的较有影响的杂志，发表在该杂志上的大多是苏联法的译文或者是与苏联法有关的文章。其中，苏联学者撰写的刑法方面的文章就有《共同犯罪学说的几个问题》、《关于预防犯罪的问题》、《苏维埃刑法中的缓刑》、《苏维埃刑事立法编纂的基本问题》等。通过翻译苏联刑法法条及有关的刑法论著，使苏联的刑法系统地展现在中国的理论界之前，这直接影响了当时中国法学界关于刑法学观念和理论的形成。具体体现在，中国学者所撰写的刑法论文从内容上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部分文章是对国民党刑法及其他资产阶级刑法的内容和实质进行揭露和批判，另一部分则是颂扬以苏联刑法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刑法内容和刑法理论。而从1956年——1957年新学年开始，由于形势的变化，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在内的我国当时主要的培养法学人才的学校，对刑法课程加以改革，开始全面讲授中国刑法，因而相继编写了中国刑法教材。[4]在编写这些教材的过程中，虽然力求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但学习苏联的经验仍是重要的指导思想。从总体看，这个时期的刑法教科书还明显地留有模仿苏联刑法教科书的痕迹，无论在体系上还是内容上都是这样。[5]比如，前述东北人民大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每一章后面都列举了参考资料，虽然这些参考资料中不乏当时我国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已经颁布的刑事条例和法规，但所列的...